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如果我們撇開評達裏蒙的第一部分，馬克思隨之討論的就是現代市民社會中物的依賴關係問題。曆史唯物主義的生產邏輯構成這一論述的前提，而資本邏輯則構成了這一論述的直接話語體係。
在進入市民社會的討論之前，馬克思評述了達裏蒙銀行改革的主要構想，即想在不廢除現代勞動體係的情況下，通過發行勞動券而消除以貨幣為中介的交換體係的負麵效應。馬克思對此的回答是：商品二重性和交換的普遍化，是貨幣得以產生和發生作用的基礎，隻要不廢除現代勞動體係，勞動券就不可能真正解決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的矛盾。這意味著達裏蒙的銀行改革方案是行不通的，他並沒有真正地理解現代交換體係及其根源。正是在這裏，馬克思進入對現代交換關係與前現代關係的比較論述，也就是進入到我們所要討論的主題。
馬克思一開始遵循著斯密與黑格爾的思路，從分工與交換出發來分析現代市民社會，從而揭示商品交換得以產生的條件和影響。交換在原始社會就已存在，但那時的交換存在於氏族與部落的邊緣，不具有普遍性。現代商品交換則是一種普遍化的關係，即一切都被納入交換體係。這種交換體係的產生“既要以生產中人的（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賴關係的解體為前提，又要以生產者互相間的全麵的依賴為前提”。[28]這正是斯密以人的本性來說明交換並以此論述分工的曆史基礎。
對於分工和商品交換體係的合法性，在古典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那裏有兩個重要的辯護：第一，分工和交換源自於人的需要，這也意味著這是一種合乎自然的體係；第二，正是在普遍化的分工與交換中，每個人在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促進了普遍利益的發展，這意味著分工與交換是合乎理性的。“經濟學家是這樣來表述這一點的：每個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僅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這樣，也就不知不覺地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務，為普遍利益服務。”[29]對於這一點，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市民社會”一章中進行了多次的概括。“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但是，如果他不同別人發生關係，他就不能達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為特殊的人達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過同他人的關係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並且在滿足他人福利的同時，滿足自己。”[30]另外，他在“第187節”、“第199節”中都有類似的描述。對交換的這一理解，馬克思隨之進行了兩點反駁：第一，“關鍵並不在於，當每個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時候，也就達到私人利益的總體即普遍利益。從這種抽象的說法反而可以得出結論：每個人都互相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所造成的結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31]。如果我們將這一批判與《法哲學原理》聯係起來考察就可以發現，馬克思的這一反駁是在重申黑格爾對斯密的批判。黑格爾通過考察勞動體係（在黑格爾那裏，這一體係以分工與交換為核心內容）認為：現代勞動體係在促進人的解放和財富的增長的同時，也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發生了異化，這主要體現在：（1）個人成為他人實現自己目的的工具；（2）個體自身被抽象化、孤立化、機械化了；（3）這一過程使特殊性得以彰顯，是對普遍性的否定。應該說，馬克思的第一條反駁是在讀懂黑格爾之後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前提的反駁。馬克思的第二個反駁是：“關鍵倒是在於：私人利益本身已經是社會所決定的利益，而且隻有在社會所設定的條件下並使用社會所提供的手段，才能達到；也就是說，私人利益是與這些條件和手段的再生產相聯係的。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內容以及實現的形式和手段則是由不以任何人為轉換的社會條件決定的。”[32]在我看來，這一反駁正是馬克思超越斯密與黑格爾的地方。如果說斯密從正麵肯定了分工與交換的意義的話，黑格爾則看到了分工與交換的否定方麵，這是他強調從市民社會走向國家的重要理由。對於馬克思來說，將私人利益置於社會之中，這就跳出了從私人利益而來的道德倫理視角，這實際上也是斯密寫作《道德情操論》的重要視角。另外，將私人利益與社會條件聯係起來，這是馬克思與蒲魯東主義者如達裏蒙等人的重要區別，因為這裏的深層問題在於：需要揭示的是這種社會條件是如何構成的，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就需要從交換層麵走向生產層麵，這正是《大綱》即將深入的問題。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產生於生產領域而非交換領域，這是走向資本生產理論的重要轉換。同樣，現代市民社會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資本生產層麵的問題，是資本邏輯的問題，而不是財富分配或倫理正義的問題，這些問題雖然重要，但畢竟是第二層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