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直覺、洞察作為把握世界及人自身的方式，其作用往往較直接地涉及內在的心理、意識過程；相對於此，語言的運用則從另一個方麵表現了人的內在力量。以邏輯形式及邏輯關係為主要關注之點的某些實證主義者及分析哲學家每每把想象、直覺、洞察僅僅歸結為心理現象，並由此將其放逐於哲學領域之外，從前文的分析中不難看到，這種看法顯然失之偏頗，未能真正把握問題的實質。當然，在肯定想象、直覺、洞察等方式從一個獨特的方麵展示了人性能力的同時，我們無需由此而否定這些方式與心理過程的切近聯係。一般而言，心理過程較多地涉及個體性，與之有所不同，語言則首先呈現公共、普遍的品格，後期維特根斯坦對私人語言的批評，已從一個方麵突出了這一點。語言的以上特點，同時從一個方麵展示了人性能力的社會曆史之維。
喬姆斯基曾對人的語言能力給予了相當關注。從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的概念出發，喬姆斯基區分了語言的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並將後者與人心的先天稟賦聯係起來。[36]在喬姆斯基看來，未來的使命是發現人心的這種先天結構（innate structure），而這種結構既非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結果，也非進化發展（evolutional development）的產物，它完全具有神秘性（total mystery）。[37]對語言能力獨特性的如上肯定，無疑同時滲入了對這種能力的注重，然而，從人心的先天結構去考察語言能力，並將這種結構視為超自然的神秘現象，則很難視為合理的進路。語言能力誠然與人心存在種種關聯，但這種聯係並非僅僅以先天或神秘的形式呈現。就個體而言，喬姆斯基所說的先天結構，可以更合理地理解為內在於人的可能趨向，這種趨向與類的曆史演化過程難以分離，其本身也唯有在社會的交往過程中才能逐漸形成為現實的能力。要而言之，作為基於類的曆史演化的可能趨向，語言的潛能非個體創造或個體作用的結果，而在某種意義上表現為先天的根據，但從先天根據或潛能向現實能力的轉換，則以社會的交往過程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