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規範與個體意識活動的互動，主要從規範與個體的關係上展示了其內在規定性。作為當然之則，規範的作用並不限於個體之域。事實上，無論從曆史之維還是現實的形態看，規範都呈現普遍、公共的品格。從人與人的共在過程，到社會體製的建構，都可以看到規範的具體作用。
人是社會性的存在，無法隔絕於他人或群體。人與人的這種共在既是本體論意義上的存在狀態，也是曆史過程所展示的事實。與之相關的問題是：這種共在何以可能？在這裏，廣義的規範顯然應當予以必要的關注。曆史地看，在初民時代，不同的氏族往往都以某種動物或植物為圖騰，這種圖騰在相當意義既是不同氏族之間相互區別的重要標誌，也構成了氏族成員集體認同的根據；氏族的凝聚、組合，與之具有內在的聯係。在形式的方麵，圖騰表現為一種文化符號；在實質的層麵，圖騰則包含著以禁忌（如不準傷害或食用作為圖騰的動植物）等形式出現的規範。在這裏，便不難看到社會組織的形成與廣義規範之間的關係：圖騰對社會組織（氏族）形成的影響和製約，同時包含著廣義規範的作用。
在中國哲學中，人與人的共在，常常被理解為與個體相對的“群”。按儒家的看法，“群”是人區別並超越於動物的根本特征之一。在對人與其他存在物加以比較時，荀子曾指出：“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載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25]“氣”“生”“知”“義”側重於本體論與價值論，“群”則同時具有社會學的意義；在“有氣有生有知”之外“亦且有義”，使人在本體論和價值論的層麵區別於其他存在，“能群”則使人在社會組織形式上超越於動物。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由此進一步提出了“人何以能群”的問題。在荀子看來，“群”以“分”為前提，“分”主要表現為等級結構、社會角色等方麵的分別，這樣，“群”如何可能的問題便具體轉化為“分”何以能行，而由後一問題則進而引出了“義”。“義”的原始含義與“宜”相聯係（義者，宜也），“宜”有適宜、應當等意，引申為當然之則。與之相應，以“義”分意味著按一定的準則分別地將社會成員定位於一定的社會結構，由此進而建立等差有序的社會組織（“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