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凱歌行進，首先表現在知識的領域。從曆史上看，中國傳統的知識、學術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帶有未分化的特點。特別是自漢代以後，經學不僅成為正統的意識形態，而且逐漸構成了主要的知識與學術領域。盡管從現代學科分類的角度去考察以往學術，我們似乎亦可以劃分出不同的領域，但在其傳統的形態下，這些領域卻往往都被涵蓋在經學之中。即使到了清代，音韻學、訓詁學、校勘學、金石學、地理學等具體領域的研究有了相當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出現了梁啟超所謂“附庸蔚為大國”的格局，但就總體而言，它們仍從屬於經學而未能獲得獨立的學術品格。直到近代，隨著經學的終結和西學的東漸，具有獨立意義的學科，諸如哲學、文學、曆史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才開始分化出來。在20世紀初，這些學科逐漸取得了較為成熟的形態。
近代意義上諸種學科的出現，同時也可以看作是知識與學術領域的分化過程，它在某種意義上與科學的形上化（泛化）呈現為一種同步的態勢，並構成了科學在知識領域建立霸權的曆史前提。以各個知識領域的獨立和分化為背景，將科學提升為“主義”的近代思想家們，往往傾向於知識的劃界；知識的這種劃界，主要便表現為科學與非科學的分野。中國科學社的核心人物之一任鴻雋曾明確指出：“科學為正確智識之源。”[2]在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中成為科學派主將的丁文江，後來進而對知識問題作了這樣的闡釋：
知識問題也要下幾句注解。我說以“科學知識”為向導，其實科學二字是可省的，因為我相信不用科學方法所得的結論都不是知識；在知識界內科學方法萬能。[3]
在此，知識與非知識成為壁壘分明的兩大領域，而科學則似乎構成了知識的唯一形態：唯有經過科學方法的洗禮，才有資格進入知識之域。類似的看法亦見於“五四”前後知識界的領袖人物蔡元培，盡管蔡元培對藝術等作用予以了相當的關注，但在知識問題上卻仍強調：“科學發達以後，一切知識道德問題，皆得由科學證明。”[4]質言之，科學之外無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