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人生、科學與史學、科學與哲學等關係的規定和辨析，主要從生活世界及文化價值領域等方麵展示了科學的普遍涵蓋性和科學的無上尊嚴。就科學本身而言，方法往往又被賦予某種優先的地位；所謂科學的萬能，首先常常被理解為科學方法的萬能。胡適便表明了這一點：“我們也許不輕易信仰上帝的萬能了，我們卻信仰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1]這種看法在當時頗具代表性。對科學方法的推崇和考察，具體展開為關於科學研究程序、規範等的理性化界定，這種理性的運作規則和方式，同時被視為合理的知識所以可能的條件；它從一個更為內在的方麵表現了對科學普遍有效性的信念及科學合理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