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複是最早關注科學方法的近代思想家之一。按嚴複之見，西方科學的昌明，主要根源於其實測內籀之學。所謂實測內籀，也就是在即物實測（觀察與實驗）的基礎上，通過歸納（內籀）概括出一般的公例（科學定律及一般原理），最後又將公例放到實驗過程中加以驗證，使之成為定理。
嚴複特別強調歸納的作用，並將其與分析結合起來：“蓋知之晰者，始於能析，能析則知其分，知其分則全無所類者，曲有所類，……而後有以行其會通，或取大同而遺其小異，常寓之德既判，而公例立矣。”[2]與外在的同異比較不同，分析的特點在於深入對象的內部，把握其穩定的特性（常寓之德）。嚴複對西方實測內籀之學的如上闡發，基本上導源於穆勒，而其內容則涉及了近代實驗科學方法的各個環節。在爬梳於故紙，求大義於微言的經學之風尚未根除的當時，麵向自然、即物實測的主張無疑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其嚴於實證的要求，對不敢越聖訓之雷池的經學獨斷論更是有力的衝擊，它在中國近代思想界所引起的振**，已遠遠超出了實證科學的範圍。從方法論本身看，嚴複以分析為行其會通的前提，則可以看作是為科學方法合理性提供一種理論的擔保。
不過，嚴複對科學方法的考察乃是以實證主義為其媒介，後者在其方法論思想中亦留下了某種印記。早期實證哲學在方法論上具有二重特點。首先是對近代實證科學方法的詮釋和引申。孔德將培根以來注重事實的精神視為實證哲學的基本要求，並把觀察、實驗、比較及曆史等方法列為自然科學與社會學的主要方法。[3]穆勒進一步將實證科學方法加以係統化與具體化，創立了完整的科學歸納法。斯賓塞則把科學方法分為三類，即抽象科學的方法（邏輯與數學方法）、抽象—具體科學的方法（物理學與化學等方法），以及具體科學（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等）的方法，並主張將這些方法同時引入社會學研究。[4]盡管實證主義者對科學方法的規定存在種種缺陷，如孔德將邏輯學排斥在實證科學之外，穆勒則表現出歸納萬能的偏向，等等，但是注重實證科學方法，並將其納入實證哲學之中，確實構成了實證主義的顯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