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引入西方科學之時，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中國需要這些科學之日。這一點，首先體現於曆法領域。明代曆法，一直使用大統曆（即元代的授時曆）及回回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曆法誤差漸大，已無法適應需要。萬曆年間，欽天監的推算屢屢失誤，已有改曆之議。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運用當時傳入的西方曆法知識，卻能獲得比較準確的測算結果。崇禎二年五月（1629年6月），欽天監以舊曆（大統曆、回回曆）推測日食，但未能應驗；徐光啟以西法測算日食，卻得到了證實。這種情況表明，西方的曆法知識在當時確有其優於舊法之處。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徐光啟受命主持修改曆法的工作，而修改曆法的首要步驟，便是委托龍華民、鄧玉函以及湯若望等耶穌會士翻譯編集西方的天文學著作，著名的《崇禎曆書》，便是這一工作的具體成果。
除了曆法，火器製造亦是與西學關係較為密切者。晚明邊患日重，如何有效抵禦外來侵擾，成為時代的重要問題之一，武器的改進也因此逐漸為朝野所關注。西方的火器因其良好的性能而格外受到重視：“萬曆間，論兵器之製作者，無不稱引其術。”[1]徐光啟、李之藻等都頗精於西洋火炮等器的製作。徐光啟的門人孫元化還以西法製炮數百門，用於戍邊。
此外尚有治河、修水利，等等，亦皆為一時急務，而泰西之學如《測量法義》等往往被運用於此類工程。不難看出，西學在以上實際操作中所表現出來的作用，首先取得了“技”的形式。這一曆史特點，決定了明清之際的士人對西學的關注之點，最初也較多地指向“技”這一層麵。明末王徵曾與鄧玉函一起翻譯《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一書，對西洋的“器”與“技”讚歎不已。在該書的譯序中，王徵便一再流露出推崇之意：“諸奇妙器無不備具。有用人力、物力者，有用風力、水力者，有用輪盤，有用關捩者，有用空虛，有即用重為力者。種種妙用，令人心花開爽。”[2]時人曾以“君子不器”的傳統觀念批評王徵對“技藝”的這種注重，王徵應之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