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革與思想的演化往往呈現相互交織的格局。就社會的變遷而言，從前近代走向近代，無疑構成了重要的曆史脈絡，這一曆史發展趨在觀念的領域，具體展開為“古今中西”之爭。古今本是時間概念，中西則涉及空間關係，但在中國近代，兩者卻被融合為一。從內容上看，“古”與“中”往往被視為傳統（包括傳統的器技、製度、文化等）的象征，而“今”與“西”則被賦予近代（現代）[1]的內涵；這樣，“古今中西”之爭，同時也兼及傳統與近代的關係。
以近代社會的變遷及與之相應的“古今中西”之爭為背景，中國哲學也經曆了一個演變發展的過程。與走向近代的總的曆史過程相應，中國哲學在折射近代社會變遷的同時，本身也不斷取得了近代的形態，這一近代化的過程既受到中國古典哲學與近代西學的雙重製約，又蘊含著其自身演進的內在邏輯。
一
中國走向近代的過程，一開始便伴隨民族自強與獨立的曆史潮流。麵對西方列強的進逼，救亡圖存、“中國向何處去”逐漸成為時代的中心問題。當近代思想家從器技的層麵尋找自強之路時，科學技術便成為關注的對象，而科學方法則又被理解為科技發展的前提之一。嚴複在分析近代技器日新、科學昌明的根源時，便追溯到培根倡導的科學方法。這樣，對科學方法的注重，就成為中國近代哲學引人注目的現象。在近代方法論的思考和探討中，既可以看到傳統方法論思想的曆史延續，也伴隨著到西方近代實證科學及其方法的引入，而就中國哲學的發展過程而言，它同時又表現為一個方法論近代化的過程，其中蘊含著對傳統方法論思想的內在轉換。方法論的近代化往往伴隨著實證化、形式化的過程。從哲學的層麵看，實證化意味著以經驗觀察和實驗為基礎，並超越思辨的觀念；形式化則既與數學的推論相聯係，又涉及對科學研究程序的邏輯規定。在中國近代方法論的演進過程中，我們不難看到以上的趨向。從嚴複的實測內籀之學到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從胡適的科學實驗室態度到金嶽霖對科學歸納法的確證，從梁啟超的新史學方法到胡適的進化史觀，中國近代的方法論確乎在不同的程度上取得了近代的形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那裏，方法論的反思進而與辯證邏輯的探索聯係起來，從而超越了形式化的趨向，並獲得了更深刻的內涵。這一過程既交錯著經驗與理性、形上與形下、相拒與相容，又以古今、中西之間的互動和緊張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