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係的指示器。”[3]那些最初的石器及類似的工具，除了作為生產資料之外，也是最早地被視為具有藝術因素的東西。可以說，從那時起，已經孕育著藝術萌芽，而且在那時由於生存是最主要的目標，勞動資料更能顯示出具有決定意義的特征。正是人的活動，使自然之物發生的形態變化構成藝術的外在景觀，人在對象中所注入的目的性因素構成藝術的品質。經過人的對象化實踐，藝術成了人的創造活動和自由精神的結晶，對自然的認識轉化為對哲理的升華。“在原始社會的蒙昧時期，人類就緩慢地、幾乎是覺察不出來地向前發展著：由手勢語言和不完善的語言進步到音節清晰的語言；由棍棒這種最初的武器進步到帶有燧石尖的矛，進步到弓箭，最後出現製陶術。在最進步的一部分蒙昧人中，他們的粗陋的精力和更為粗陋的主要用於生存的技術，已經蘊藏著巨大的‘潛在’的進步，——有語言、管理、家庭、宗教、建築術、財產等基本要素，也包括生活必需品的生產的主要萌芽。”[4]這是說，語言、藝術、技術的進化和發展大體上是一致的，當社會實踐達到一定水平時，代表這一水平的生產力和藝術成果也會相應地發展起來，代表藝術水平的符號也變得複雜化。
因此，“藝術起源於勞動”，又在勞動中顯示出自身的魅力和創造性。在勞動和分化的基礎上，“它才能仿佛憑著魔力似地產生了拉斐爾的繪畫、托爾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樂”[5]。但是，在早期的思想認識中，勞動對藝術的推動作用和藝術的影響力並沒有被充分認定，唯心主義世界觀支配著人的意識，“甚至達爾文學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學家們還弄不清人類是怎樣產生的，因為他們在唯心主義的影響下，沒有認識到勞動在這中間所起的作用”[6]。藝術作為人的本質力量的重要體現方式，“隨著對象性的現實在社會中對人來說到處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成為人的現實，因而成為人自己的本質力量的現實，一切對象對他來說也就成為他自身的對象化，成為確證和實現他的個性的對象，成為他的對象，這就是說，對象成為他自身。對象如何對他來說成為他的對象，這取決於對象的性質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本質力量的性質；因為正是這種關係的規定性形成一種特殊的、現實的肯定方式”[7]。這種情況下的藝術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確證，是主體創造能力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