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在社會革命中，無產階級文藝應當歌頌叱吒風雲的無產者。恩格斯認為，貝克的《窮人之歌》充滿小市民的鄙俗氣息，而德國傑出的詩人亨利希·海涅的政治詩集，被恩格斯認為是當時“最有力的的詩歌之一”。文學藝術的革命功能在那個時期的影響不容忽視，恩格斯認為，英國詩人米德在《北極星報》上發表的《蒸汽王》，正確地表達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緒。為了提高文藝宣傳和理論傳播的效果，就必須在鬥爭和鼓動的各方麵加倍努力，“特別是領袖們有責任越來越透徹地理解種種理論問題，越來越徹底地擺脫那些屬於舊世界觀的傳統言辭的影響，並且時刻注意到：社會主義自從成為科學以來，就要求人們把它當做科學來對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必須以高度的熱情把由此獲得的日益明確的意識傳播到工人群眾中去，必須不斷增強黨組織和工會組織的團結”[22]。值得一提的是，自從沙爾臘斯在他的著作中對拿破侖崇拜提出質疑後，法國出版物通過曆史研究、批評、諷刺和詼諧等武器徹底破除了關於拿破侖的奇談，這對於提高社會的革命意識無疑有推動作用。而在二月事變以後，馬克思所寫的諷刺作品，提供了認識和揭示問題本質的畫麵。恩格斯讚揚考茨基的《舊和新》對鹽場工人生活的描寫就像《斯蒂凡》對農民生活的描寫一樣出色。“如果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係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係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懷疑，那麽，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有時並沒有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23]這是因為提出問題、認識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奏，解決前兩個問題是解決最值問題的邏輯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