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當時的諷刺作品、粗俗文學等的負麵影響。“浮誇的空話同實際上的猶豫不決和束手無策相混雜，熱烈謀求革新的勢力同墨守成規的頑固積習相混雜，整個社會表麵上的和諧同社會各個成分的嚴重的彼此背離相混雜。”[38]宗教改革時期的粗俗文學，在鑒賞力不高的人那裏產生不良共鳴並引起一些人在美學上的反感，其藝術影響幾乎全部是負麵的，或者談不上藝術。一些偷梁換柱、混淆視聽的觀點，不僅表現出“有曲解本人的天才”，“還有被人曲解的天才”。馬克思對雨果的觀點及話語多有指責，認為他的高談闊論和無聊言辭，是對巴黎公社的無端攻擊，對盧格的可憎語言，陶森瑙、梅茵之流的誹謗言論，馬克思也予以揭露和剖析。
舊思想、舊文獻的影響是保守勢力經常關注並竭力維護的，但這種力量的影響是有限的。馬克思恩格斯在論及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時指出：“德國的哲學家、半哲學家和美文學家，貪婪地抓住了這種文獻，不過他們忘記了：在這種著作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法國的生活條件卻沒有同時搬過去。在德國的條件下，法國的文獻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隻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39]1848年革命中，《法蘭西報》和反動派的報紙都起過鼓動作用，因為歐洲的一個講壇道出了“無產階級解放”的秘密，“《通報》在不得不正式宣傳一些‘荒誕囈語’時臉紅了，這些‘荒誕囈語’原先埋藏在社會主義者的偽經裏，隻是間或作為一種又可怕又可笑的遙遠的奇談傳進資產階級的耳鼓”[40]。在革命中，代表各種思想願望的報刊或宣傳機構，都希望一顯身手。當巴黎戒嚴解除和報刊恢複時，“在社會民主主義報紙停刊期間，在實行鎮壓措施與保皇主義囂張期間，立憲君主派小資產者的老的代言者《世紀報》共和主義化了；資產階級改革派的老的喉舌《新聞報》民主主義化了，而共和派資產者的老的典型機關報《國民報》則社會主義化了”[41]，那時在經濟上無所作為的工人協會，在政治上卻對無產階級起著紐帶作用，這與一些媒體的宣傳作用分不開。為了強化自己的輿論力量，秩序黨希望以自己的喇叭聲驅走自己的恐懼，有刊物高喊“劍是神聖的”，有刊物要求對“紅黨發起進攻”，有刊物聲明“要消滅社會主義”，最後這些刊物無一例外地幫助秩序黨重彈“加強鎮壓”舊調。在《德國革命與反革命》中，針對德國文壇鼓吹不成熟的立憲主義和不成熟的共和主義的傾向，恩格斯這樣寫道：“用一些定能引起公眾注意的政治暗喻來彌補自己作品中才華的不足，越來越成為一種習慣，特別是低等文人的習慣。在詩歌、小說、評論、戲劇中，在一切文學作品中，都充滿所謂的‘傾向’，即反政府情緒的羞羞答答的流露。”[42]為了迎合當局的新聞出版政策，青年德意誌或現代派散布著雜亂的思想，把曲解了的聖西門主義的隻言片語摻入其中，“用來表達這些思想的晦澀的哲學語言，既把作者和讀者都弄得昏頭昏腦，同樣也把檢察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爾派’的作家便享有文壇的其他任何一個分支都不能享有的新聞出版自由”[43]。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把杜林標榜的“具有偉大風格的曆史作品”斥為“最流行的東拚西湊的教科書”和“白水似的作品”，是“老生常談”和“施給乞丐的稀湯”，“他的語言教學上就隻剩下一種老式的、完全按照舊的古典語文學仿造的技術語法了，這種語法由於缺乏曆史的基礎而帶有自己的全部的詭辯性和任意性”[44]。這種教育技術脫離了以後的實際運用，失去了生活的本義。馬克思剛去世，《最新集萃》雜誌就發表文章，包括錯誤百出的傳記、社會活動、政治活動和寫作活動方麵的批評，阿基爾·洛裏亞極力詆毀馬克思主義理論，其消極作用在當時影響很大。“在那裏，他以一種自信態度偽造和歪曲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曆史觀，這種態度讓人推測出他抱有一個巨大的目的。”[45]這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思想的公然詆毀和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