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姆遜把後現代主義看成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的邏輯產物，他認為，晚期資本主義對文化表象是：“主體之死”導致了它的曆史感的蒼白；時空之死導致了“歇斯底裏式的崇高”；“情感的消逝”導致了無深度的狀態。文化的變化與技術或資本的發展一樣，也依據生產的變化而變化。“資本已經經曆了三次特定的變異，在這過程中，經濟基礎的持續性和完整性是通過幾個擴張的階段（對資本的安排組織方麵的量變）來維持的，這看起來也像是幾次斷裂，仿佛在文化與上層建築中也出現了嶄新的現實存在的文化邏輯。”[29]資本主義文化發展與生產力、生產方式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生產方式並不是那種令人生畏意義上的‘總體係統’，它包括種種對立的力量和在自身產生的一些新的趨勢，既有‘殘存’的成分也有‘初生’的力量，而生產方式則必須力圖管理或控製這些東西”[30]。這裏所說的種種力量，包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內在能量，所謂的“唯生產力論”實際上是把國家、文化等作為經濟的附屬物來看待的，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文化的力量。麵對這種事實，傑姆遜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概念。與“文化革命”相應的是生產方式之間的過渡，“先進的”生產方式應該與先進的文化理念相對應。“‘文化革命’這個概念伴隨的就是從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的過渡，在這個過渡過程中，‘先進的’（後期的）生產方式總包含比自己更早的生產方式，在這個‘先進的’生產方式中幾種生產方式是並存的，但是較早期的這些生產方式總是被正在發展著的‘先進的’生產方式壓製著的，同時將來的生產方式同樣也已存在於‘先進的’生產方式之中。”[31]按照傑姆遜的解釋，文化革命是一個創新型的生產方式發展機製，是一個滅除根深蒂固的屈從習性的戰略，因為這種習性在人類發展史上已深深地內化在勞動大眾和受剝削階級的心底，並形成了他們的第二天性。“文化革命”的重要功能是發現新的生活世界的習慣，塑造新的意識形態主體，任何一種文化都離不開標誌著重大生產方式轉換的“文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