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勒對學術術語的“述行效果”或介入能力進行了認真思考，她認為，製度性的、霸權性的主體生產的複雜性以及重複的述行行為具有轉型性的或顛覆性的力量，知識分子的真正任務就是盡力使自己的論述具有說服力。齊澤克對文化的介入性力量也有看法，介入方式不一定是明確的參與，介入的效果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發揮作用，介入的能力往往和主體的行為及當事人的知識儲存有很大關係。他借用拉康的“流氓”與“傻瓜”來描述兩類知識分子：右翼知識分子是流氓，是順從現實的人，他們把現存秩序存在的事實視為支持現有秩序的理由，並以行動推波助瀾；左翼知識分子是傻瓜，他們公開揭露現存秩序的謊言，其行為事實上對現存秩序起到了補充作用，但使用的方式卻削弱了其言論的實際效果，其話語力量在現實社會中被抵消了許多。
“介入”的目的是要體現幹預的力量，它的主體是知識分子，它的形式是理論，它可以“打破以職業或專業為導向的各學科在大學與社會的交易中所占據的主導地位”。就這方麵看，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它將“理論”（學者）與“實踐”（政治家）領域結合起來，使政治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融匯在一起。拉克勞認為，政治是一種聲音中心主義的“修辭”問題，“影響”是聯係、關係、聯結、斷裂問題，關係是由每一力量的現實形式決定的。“共識性的話語、意見，是作為一個誤導性的結合係統呈現出來的，其中概念看上去並不是由內在的邏輯關係聯係起來的，而僅僅是由習俗或輿論在它們之間建立暗示性的關係或喚起某種關係而聚攏在一起的。”[63]在他看來，“接合”就是體現“概念之間的聯係”，拆解就是為了重新建立新的聯係，話語在社會關係的生產中發揮著結構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