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的想象與宗教神學及其發展曆程有很大關係，“要給基督教禁欲主義塗上一層社會主義的色彩，是再容易不過了”[7]。而當人們的思想由現實轉向神靈時，虛幻成為必然。“宗教按它的本質來說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個內容，把它轉給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後彼岸之神大發慈悲，又反過來使人和大自然從它的豐富寶藏中得到一點東西。”[8]這種迂回的方式是想通過“某種超驗性的力量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由此人們便將自己的現實關係轉化為某種形式的虛幻關係，自己的心靈也就寄托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了。早期空想社會主義沒有意識到，“人所固有的本質比臆想出來的各種各樣的‘神’的本質，要美好得多，高尚得多，因為‘神’隻是人本身的相當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9]。這個想象出來的異己對象很完美、很高大，以至於無所不能，它是救世主的形象和世界主義式的偶像。當空想社會主義者把未來寄托於宗教神學時，“空虛早已存在，因為宗教是使人自我空虛的行為”，“宗教偽善、神學是其他一切謊言和偽善的藍本”。[10]在宗教迷霧的籠罩下，“中世紀的思想均受到這樣一種信念的鉗製，即人是有罪的，生於斯世就災難深重，輕如火花一般地飛升消失；世界終究會達其末日；地球上的生命並無自身的意義，不過是走向天堂或地獄的一種序曲”[11]。一些時候，它所標榜的慈悲情懷並不是和諧地表達的，它所宣稱的濟世妙語也不是文明地敘說的。這種狀態，正如列寧描述的托爾斯泰文學中的矛盾一樣，“一方麵，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撕下了一切假麵具；另一方麵，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齷齪的東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讓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職的神父，這就是說，培養一種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別惡劣的僧侶主義”[12]。為了掩飾自己的虛偽方麵，統治階級和宗教派別是煞費心思的，盡管宗教很虛幻，卻總是把自己打扮得很現實。剝削階級不遺餘力地通過宗教表達一種願望，那就是希望奴隸或工人做溫順的聽話者，宗教成了安慰他們的思想藍本。但是，主張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的人卻選擇了另一種想象：“奴才們把一朵朵的假花裝飾起來，借以‘安慰’被雇傭奴隸製的鎖鏈束縛著的雇傭奴隸。主張解放雇傭奴隸的人，則從鎖鏈上摘下裝飾它的假花，使奴隸們更加自覺、更加強烈地憎恨他們身上的鎖鏈，盡快地掙脫鎖鏈並伸手摘取新鮮的花朵。”[13]兩種思維、兩種方法，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政治取向。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德國市民社會是在時代精神引領下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完成了自己的革命的，但包含著天才預見的“千年王國”並沒有擺脫宗教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