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的曆史性及空想性與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的聯係最為緊密，其社會信念之中充滿了啟蒙主義者的樂觀精神。“從資產階級由封建時代的市民等級破繭而出的時候起，從中世紀的等級轉變為現代的階級的時候起，資產階級就由它的影子即無產階級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隨著。同樣地，資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也由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伴隨著。從消滅階級特權的資產階級要求提出的時候起，同時就出現了消滅階級本身的無產階級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於原始基督教，以後就以資產階級的平等理論本身為依據了。”[14]從那時起，工人階級在受壓迫受雇傭的狀態下朦朧地感受到了改變自身地位的重要和必要，他們在思想上傾向和同情社會主義運動。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理性判斷也使空想社會主義帶有曆史痕跡和現實特征，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造成的聯係圖景和生產關係模式下，整個曆史呈現出不斷向前最終趨於完善的目的論傾向。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這種偽善和虛幻並不少見，不僅需要無產階級理論家辯證解讀它，更需要工人階級現實地對待它。“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裸地呈現在我們麵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麵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15]在道德與幻想基礎上，人們仿佛看到了通往終極目標的前景，作為推動曆史進步的理性的動力和作為曆史進步標誌的道德風尚，成為戰勝資本主義社會中諸多邪惡的重要手段。社會主義理性之光照臨世界時，“那時候太陽在大地之上將隻照耀著自由的人們，他們除了自己的理性而外就不承認有任何其他的主人；那時候暴君和奴隸、教士及其愚蠢而虛偽的工具，除了在曆史之中和舞台之上而外就將不再存在；那時候除了惋惜他們的那些受難者和受騙者而外，除了由於恐懼他們的為所欲為而使自己保持著一種有益的警惕而外，人們就將不再關懷它們；並且在理性的壓力之下人們就學會了識別和扼製迷信和保證的最初的萌芽，假如它們膽敢一旦卷土重來的話”[16]。空想社會主義希望用理性克服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愚昧和奴役，這種想象也宣告了一種虛無主義形式的降臨，它用一種跡象傾訴心聲，激勵人們奔向設想的未來目標。“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並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個階級，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類。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義的王國；但是他們的王國和啟蒙學者的王國是有天壤之別的。”[17]通過這種樂觀主義態度為資本主義宣讀祭文，是不符合實際的；通過特殊階層的“解放”訴求改變不了工人被壓迫的命運，理性王國所需要的解放邏輯與現實的社會願望並不統一。平心而論，譴責資本主義世界的虛假，無疑會增強人們對這個社會本質的認識。但是，脫離具體環境設想一個“現實的社會”來取代舊社會，在否定感性中的現實世界的同時虛構了一個現實世界之上的“真正世界”，在生活的彼岸尋找棲息之所，也叩開了虛無主義之門。在虛幻與真實之間、曆史與現實之間、想象與存在之間、起點與終點之間，主要是通過形而上學思維連接起來的。如果說，道德家把“完美自由的世界”作為追求目標，宗教家把“天國的世界”作為追求目標，那麽，空想家們是把對彼岸世界的想象作為追求目標的。這樣的思想中，本來希望把人們引向解放的思想邏輯，卻把人引向虛無之路；本來希望給人的發展設計理想藍圖，卻將虛無的設想推向高峰，這種“理性化的無稽”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從頭腦中尋找變革社會的動因，而不是從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尋找變革社會的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