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產生離不開人的實踐活動。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生活本質上是實踐的，而人是實踐活動的主體。當人在把自己的意誌和能量注入自然以後，就實現了一種對象化活動，使人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構建了“第二自然”，由此也形成不同的文化形式。在本質上，文化的發展就是人的發展，“文化上的每一個進一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9]。文化發展意味著自由精神的增長，文化交流就是自由精神的交換，文化語境中的交往價值觀是個體、群體以及國家精神的外顯。交往作為文化解放的一種方式，也記載著人們不斷擺脫精神束縛的過程，它與經濟交往、政治活動形成互動。因此，“世界曆史”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史，更是人類文化交往史，在不同的社會製度、民族精神、風俗習慣等的影響下，把人們的活動推向生活，其中的價值寄托是多方麵的。文化作為人的本質的對象化活動，其對象是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對象化的方式是實踐，對象化的過程是生產勞動，其對象化的成果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對象化過程中，以前被認為是神秘的東西以及把人引向神秘的東西，都在人的實踐中得到合理的解決，以前曾經出現過的活動遺跡或以後的未來發展，都被打上對象化印記，讓人們在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之間掂量出孰輕孰重。人在自身的發展中和實踐中，首先意識到自身的存在，意識到自身對自然界的依賴，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把自己作為活動主體，把自然界作為活動對象，通過主體和對象的結合，或者說通過自身的對象化活動，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創造，其結果表現為文化產品、對社會的改造以及對自然的改變。對於這樣的結果，自然哲學是“用觀念的、幻想的聯係來代替尚未知道的現實的聯係，用想象來補充缺少的事實，用純粹的臆想來填補現實的空白”[10]，它看到事實的一麵，卻又以主觀的想象幻想著另一麵。一些舊唯物主義者認為，文化內容不是對象化的產物，而是想象出來的造物，其文化史觀或者忽視了現實基礎，或者把文化看成社會發展中沒有必然聯係的附帶因素，把文化發展看成了“文化意外”。“現實的生活生產被看成是某種非曆史的東西，而曆史的東西則被看成是某種脫離日常生活的東西，某種處於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東西”[11]，隻要有人的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總是相互製約的，文化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總是相互映照的。“在社會曆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12]任何文化在形式上都具有自己的個性，在實質上、在生成機理和作用機製上卻具有很多共性。在人與環境的相互影響中，人們從前代繼承而來的不僅僅是物質形式的生產力，更多的是文化形式的精神產品，如自我意識、社會意識、群體意識、國家意識等，都包含著曆史的文化或現實的創造，人在表達以自己的行動改造世界的意願中，給自然社會和人的社會注入了新的因素，當然也會包括“幽靈”“怪影”“怪想”之類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