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神話因素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最高的實在內涵，但卻總是對這個內涵的嚴格提示。歌德使神話因素成為最高的實在內涵，並以此構成這部小說的基礎。神話因素是這部小說的實在內涵，其內容表現為套上歌德時代服裝的一出神話皮影戲。這個觀點多麽令人驚異。因此，與之相關，我想談談歌德自己對這部作品都說了些什麽。這並不是因為批評非得要用作者的話來開路；不過，批評越是不受作者的話的束縛，就越避免不了這個任務，即像理解作品一樣理解作者的話，這兩者有著同樣隱秘的基礎。當然，作者的話並不能構成這種理解的唯一原則。比如，評論和批評裏根本不涉及作者的生平，而在理解作者的話時，這卻有一定作用。歌德對他的這部作品的談論，也是試圖對付當時外界所做的評價，這個意圖多少也左右了他的言論。因此有必要看一看當時外界的評價，盡管這種觀察並非由於對此很感興趣，而僅僅是作為一個提示而已。在當時的評論中，那些出於慣常的推崇——當時對歌德的所有作品都持這種態度——而吹捧這部作品的，大都是匿名作品，並不占重要位置。更值得注意的評論，是個別出色的撰稿人所寫下的很有分量的話，這些話不無代表性。正是在寫這些話的人中出現了第一批敢於說話的人，他們說出了那些平庸之輩僅僅出於對作者的尊重而不願承認的話。歌德本人當然也感覺到了讀者群的看法。1827年，他以辛酸而真切的回憶提醒策爾特[20]說，他還記得很清楚，人們曾像“害怕涅索斯的長袍[21]一樣”排斥他的《親合力》。人們讀這部作品時簡直摸不著頭腦，糊裏糊塗，好像被打蔫了一樣，他們原本隻想在作品中尋找幫助，以便使自己的生活擺脫煩惱和困惑，而不願忘掉自我，陷入一個陌生生命的內在中。斯達爾夫人[22]在《論德國》一書中的看法就代表了這種觀點。她講道：“無可否認，歌德這部作品對人的心靈有透徹的了解，但這種了解是令人泄氣的：書裏的生活無論怎樣度過，似乎都是無所謂的；如果使生活的內容深化，則是陰慘悲哀的；倘能躲避這種生活，又是相當愉快的。這種生活難免有道德上的弊病——如果可能，就應當治好它，否則就應當因此而滅亡。”而維蘭德[23]以他簡潔的手法更為突出地表達了類似觀點——這句話引自他的一封信，收信人的名字不詳——“我的朋友，我得承認，我在讀這部委實可怕的小說時，心中還是有著溫暖的關切。”有這種很溫和的驚異感的人恐怕很難想到，排斥這部作品還會有務實的動機，這在教會方麵的宣判中表露無遺。這部作品裏顯而易見的異教傾向無法逃過教會方麵較聰明的狂熱分子的眼睛。因為雖然作者為陰沉力量而犧牲掉了戀人的所有幸福，但這騙不過狂熱分子。憑借直覺，這些狂熱分子感到犧牲幸福的過程中缺乏神性先驗的因素。戀人在生存裏的毀滅還不夠嗎——怎麽能保證，他們不會在更高的生存裏勝利？歌德在小說末尾不就是想暗示這一點嗎[24]？因此，F．H．雅可比稱這部小說為“惡欲的升天”。歌德死的一年前，亨斯滕伯格就開始在他主編的《新教教會報》上大肆抨擊這部作品。他的情感被激怒了，思考根本壓不住這股火氣，他的抨擊成了惡毒論戰的樣本。但是，與維爾納相比，他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了。當時轉而信教的查夏裏亞斯·維爾納，敏銳地感覺到了作品情節中陰鬱的禮儀傾向，他寄給歌德——同時還告知歌德他信教的事——他所著的十四行詩《親合力》，其實更像是一篇散文。不管是這封信還是這首詩，就算在百年之後的表現主義中也找不到可與之相比的著作。歌德遲遲才意識到自己被戲弄了，於是，這封發人深思的信就為這兩人的通信畫上了句號。信中所附的十四行詩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