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地質學中的板塊漂移一樣，科學文明的板塊也發生著“漂移”。隻是這種板塊漂移並不像地質板塊漂移那樣要經曆數以億計的地質年代、並發生明顯的空間位移，而是在基本不變的板塊空間構造格局中呈現出局部的擴張（或收縮）以及文明重心的轉移。從全球性的曆史眼光來看，無論是人類文明的孕育、誕生過程，還是她在幼年時代的成長過程，不同文明板塊的巔峰時期是在由此及彼、往返遞進的波動中推進的。雖然人類文明的出現與發展可以有多個中心，但就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而言，它總是表現為在若幹個不同的中心之間發生重心的轉移。因此來說，“文明的重心是一個時代文化水平的標度，它反映該時代文明進步的總趨勢。由於文化的發展和傳播是在各個中心之間以波的形式相互作用和相互推動的，因而，重心的位置取決於各種文明波動和匯流的總的指向，既包括精神方麵的，也包括物質方麵的”[43]。
在曆史上，許多曆史學家、人類學家注意到文明演進的波動性以及文明重心的轉移現象。例如，意大利曆史哲學家維柯（Giambattista Vico）、德國曆史哲學家斯賓格勒等人把曆史看作是生命有機體，認為任何生長著的文明都有其誕生、童年、成長和老年等各個時期，最後又都歸於死亡。而在湯因比看來，雖然有些文明衰落或消失，但有些文明卻在“挑戰”和“應戰”過程中頑強地存活下來，並且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拓展自身的範圍和影響力。例如，上古時期的地中海諸文明經過不斷地融合，最終發展出比較完整的希臘文明形態，到了“希臘化”時期，這種文明擴散到意大利半島、歐洲西部、西亞和北非，其勢力範圍和影響力達到了它的巔峰狀態。但隨後開始出現衰落，其勢力範圍內的敘利亞文明（尤其是其宗教文化）開始抬頭，並從西亞往地中海世界進行滲透和擴散。經過一千年左右，最終將宗教文化紮根於西方文明之中，實現了文明重心的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