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意味深長地說過：“我的語言的界限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1]東方學家中村元也說過：“我們在研究一個民族的思維方法時，可以在他們的語言中找到一些最初的線索。”[2]確實，不論是作為人類思想的“器官”，還是作為人溝通外部世界的符號係統，語言總是同人的主體性活動、同文化的創造密切相關的。在曆史上，一些語言學家和哲學家試圖尋求一種適用於所有語言現象的“普通語言”（或“普遍語法”），或者把語言學歸結為一套純形式化、數學化的運算係統，其結果並不理想。隨著語言研究的深入，特別是認知語言學、文化語言學的產生與發展，那種純客觀的、形式化的語言理論正在被有著主體參與的、具有感性經驗因素的、交織著文化意蘊的語言理論所補充甚至被替代。而且，從認知和文化的角度研究語言現象，使得語言背後的思維機製和認知方式得以揭示出來，進而使不同民族由於思維機製和認知方式的不同而導致的語言差異性也得到了有效的說明。在對這種差異的說明中，印歐語係與漢藏語係所表現出的不對稱性以及這種不對稱性對東西方科學思維的影響，已成為當代語言學、認知科學和科學史等共同關注的重要課題。本章以認知活動中的重要因素“語言”為視角，運用曆史比較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的有關成果，重點闡明語言差異與思維、認知差異的相互關係，並對中西科學語言活動中呈現出的不對稱性現象進行某種程度的分析與說明。必須指出，強調語言對科學認知與思維的影響，並不是說在語言與科學之間隻有單向的因果關係，而隻是表明語言確實在組織和表征信息、形成概念範疇等方麵對科學認知和思維產生了重要影響，且這種影響是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