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客觀精神”“客觀知識”“概念地圖”和“社會傳播網絡”中的概念結構與概念變化過程和機製有了較全麵的理解以後，再回過頭來對人類曆史上科學傳播的一般模式進行一些分析，就顯得很容易了。畢竟，科學的傳播活動屬於經驗的科學社會學範疇，而科學的概念活動則屬於思辨的理論化、符號化的王國；隻有兩者緊密地結合起來，才能相互詮釋對方。本節從科學文化的角度梳理和歸納科學文化傳播的一般模式，通過這種一般性模式能夠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科學概念的變化問題。
如果說，從三世紀到七世紀末是中國與印度交往的偉大時代，八世紀到13世紀是中國和阿拉伯交往的偉大時代；那麽，從16世紀到18世紀則是中國與歐洲交往的偉大時代。類似地，從六世紀到九世紀是印度和阿拉伯交往的偉大時代，10世紀到14世紀是西歐與阿拉伯交往的偉大時代。這樣兩個互逆的交往線路，每一條都呈現出階梯式的結構，反映出由於傳播媒介的進步和交往通道的擴展而導致的交流和傳播範圍的不斷擴大：由最初的地緣性接觸，到後來的跨文化溝通，形成東西方兩大板塊之間諸文明的相互交流與融合。下麵，我著重依據東西方科學傳播的基本脈絡，從中歸納整理出三種傳播模式（或稱“路線圖”）。這三種傳播模式分別呈現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走勢，也分別對應於科學思想發展的上古（這個時期的上限擴展到公元前若幹千年）、中古和近代三個時期。
一、科學文化的“生成—擴散”傳播模式
不管史前時期是否受到其他文明的影響（人類學、考古學的研究和發現不斷證明，這種影響是存在的），古埃及文明和古巴倫文明是曆史上最為古老的兩個文明。[40]科學史家薩頓指出，東方智慧曾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就源於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41]科學史家D.普賴斯在其《巴比倫以來的科學》一書中把巴比倫時期特別是塞琉西王朝時期的科學看作是人類科學文明的源頭，至少是古希臘科學的源頭。[42]科學史家梅森也承認，埃及人和蘇美爾人很早就有了數字符號和技術發明，並認為在某些方麵如數學和天文學方麵，巴比倫人超過了埃及人。[43]如果薩頓、普賴斯和梅森的觀點是成立的，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巴比倫的比較“先進”的科學知識和技術發明是否對其他民族產生了影響。對這個問題，李約瑟有一個明確的觀點：“已經成為公認的看法，這就是，所有最古老的和最基本的發明，例如火、輪子、耕犁、紡織、動物馴養等，隻能想象為是由一個中心地區起源，爾後再從那裏傳播出去。美索不達米亞流域最早的文明被認為是極可能的中心。”[44]有學者進一步認為，這個中心不僅體現在技術方麵，也體現在科學思想方麵。例如，科學史家恰特萊（H.Chatley）對中國古代天文學中的“蓋天說”圖式加以複原後認為，這種“雙重穹窿說”體現了巴比倫文化的特點，因而很可能是受巴比倫的影響而形成的。[45]科學史家江曉原認為，《周髀算經》中有明顯的域外天文學成分，其宇宙模型與古印度的宇宙模型極為相似，其寒暑五帶知識等可能間接地受到了希臘地理學的影響。[46]由於印度的宇宙模型及坐標體係受到過巴比倫的影響，說中國古代天文學間接地受到了巴比倫的影響，也自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