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哲學討論中將科學主體懸置與遮蔽起來的做法相反，那些與實證科學聯係較多又試圖說明某些科學曆史現象的研究，倒是對科學主體本身展開了更多的關注與說明。盡管這些關注與說明起初是“各自為政”的，並且沒有什麽明確的綱領或原則，但其客觀效果是明顯的，並且促成了科學曆史研究中的“認知轉向”，為科學哲學中的自然主義學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在早期的研究中，一些哲學家、科學家常常將科學研究、科學曆史研究與經驗的心理學聯係起來。例如，奧地利著名物理學家、數學家和哲學家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就提倡一種有著心理學傾向的認識論。他說：“我們將不需要超越經驗給予的東西來滿足我們的願望。如果我們能把研究者的行為特征還原為事實上可以觀察的物質生活和心理生活的特征，即還原為在實際生活中，在人民群眾的行動和思維中也能重新出現的那些特征，如果我們能夠證明，這種做法確實會帶來實踐的和理智的收益，那就將使我們心滿意足了。”[40]他認為，科學思維是由最初的簡單生命現象開始的那個連續的生物學發展係列的最後一個環節。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他拒絕承認自己是傳統意義上的哲學家。這種“拒斥”形而上學，注重實證研究的傾向，影響了其他許多自然科學家。
還有一些學者從自己的專門領域出發，討論科學認識論和科學主體問題。例如，英國著名物理化學家、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在其《個人知識》一書中就寫道：“我的探討從拒絕科學的超脫性理想開始。這種虛偽的理想在諸精密科學中或許無害，因為在那裏科學家們事實上對它視而不見。但是，在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中，我們將看到它施加的毀滅性影響，……我要確立另一種相當廣義的知識理想。”[41]這種理想包括“使科學的全景圖在關於具有豐富思維的人的生物學中全麵展現出來”[42]。又如，德國哲學家、《進化認識論》一書的作者格哈特·福爾邁（Gehard Vollmer）從時代的高度出發，清晰地看到了生物科學尤其是感官生理學、遺傳學、進化論與行為研究等給予認識論的實質性的影響，認為進化認識論的中心命題，就是探討主體的認識結構和認識能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