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人關係上，荀子提出了一個著名命題，即“明於天人之分”[1]。天即自然，所謂天人之分，首先指人是一種不同於自然對象的存在：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2]
氣、生、知（知覺能力，如目能視、耳能聽之類）都是一種自然的規定或屬性，義則超越了自然而表現為一種人文化的觀念（道德意識）。按照荀子的看法，人之為人，並不在於具有氣、生等自然的稟賦，而在於通過自然稟賦的人化而形成了自覺的道德意識（義）。正是這種人文化的觀念，使人不同於自然的對象而具有至上的價值（最為天下貴）。在此，荀子通過天人之分而將人提到高於自然的地位，並把義作為確認人之價值的依據。這種思路大致與孔孟前後相承，體現的基本上是儒家的傳統。
不過，義固然使人區別並高於自然對象，但人的價值並不僅僅體現於義。在荀子那裏，天人之分還具有另一重含義，即天職與人職之分。天是一個沒有意誌滲入的自然過程：“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3]與此相對，人則具有經緯自然的能力，其職能在於理天地：
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4]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5]
“理”“治”，均指對自然的作用。通過治理天地的活動，自然便由自在的對象轉化為為我的存在（為我所用）：“天地官而萬物役。”[6]而這一過程又在雙重意義上進一步體現了人的價值：一方麵，物最終為人所用，人是目的；另一方麵，主體的本質力量在作用於自然的過程中得到了外在的展現。換言之，人的價值超越了內在的道德意識（義）而得到了外部的確證。相對於孟子僅僅從內在的心性（善端）談人與禽獸之別，荀子對人的價值的如上肯定，無疑更具有深沉的曆史意識和現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