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原則的進一步規定，便涉及人的自由問題，而在儒家價值體係中，自由的追求又聯結著力命之域。從孔子到孟子，命或天命始終是儒家關注的重點之一，荀子同樣沒有離開這一傳統。
什麽是命？荀子首先做了如下界說：
節遇謂之命。[26]
節遇即主體的境遇或遭遇。將命規定為人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境遇，這種理解似乎已異於孔孟。在孔孟那裏，命基本上是一個解釋範疇。它所表示的，是一種對人（個人或社會）具有決定作用而難以捉摸的力量。孔子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27]人之壽夭，是一種現實的狀況，而按孔子之見，命即這種狀況的決定者，換言之，“命”被賦予一種解釋功能。命一旦被規定為一種左右現實境遇的支配力量，便同時開始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孔孟講命，確實給人一種神秘感。相形之下，荀子將命界定為具體的境遇（節遇），這就使之由形而上的解釋範疇，還原為對實然（現實情境）的描述：命不再是主宰個人或社會的超驗力量，它即現實境遇本身。正是通過這種轉換，荀子多少剔除了命的玄秘形式。
作為命的一種具體形態，境遇（節遇）總是有其超越自我作用的一麵：主體所處的境遇，往往並非出於自我的選擇；個體也常常無法完全支配生活中的一切遭遇。對這一事實，荀子並不諱言。在分析社會交往關係時，荀子寫道：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28]
主體固然可以通過自身修養而做到道德高尚，但卻無法保證他人一定尊重自己，後者作為一種交往境遇，已經超出了主體的作用範圍。同樣，個體的榮辱在某些場合固然由自己的行為所引起，但在另一條件下卻取決於自我之外的力量：
義辱是因自身行為的不端（犯分亂理）而導致的，它可以而且應該避免；勢辱則源於外部境遇，對此，主體既不必負責，也無能為力。荀子認為君子可以有勢辱，已注意到了個體的某些境遇是自我所難以駕馭的。這種分析，使作為節遇（境遇）的命獲得了更為具體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