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對主體自由的考察涉及兩個層麵：就個體而言，它主要與道德選擇的自主性相聯係；就類（作為族類的主體）而言，它則展開為一個製天命而用之的曆史過程。自由的如上兩重含義，內在地關聯著對群己關係的規定。在注重修己上，荀子一如孔子：
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34]
與孔孟一樣，荀子所說的學，在廣義上更多地與德性培養相聯係，而“美其身”則相應地指道德上的自我實現。不過，孟子強調“人人有貴於己者”，首先把個體的價值視為固有的稟賦（以個體價值為先天的預設），荀子主張學以美其身，則將主體的價值理解為後天的創造。因此，“孔孟荀一脈相承，壹是以修身為本”[35]，這誠然不錯，但其前提卻又有內在的差異。當然，這種差異在這裏還隱而未彰，它的真正展開是在成人學說之中。
除了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外，主體還具有另一重價值：“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36]生即人的生命存在。按荀子之見，個體不僅僅是道德的主體，它同時也是一種生命的存在，後者同樣有其內在的價值。所謂“莫貴乎生”，無非是對這一點的確認。也正是從注重個體生命價值這一前提出發，荀子一再要求在身處亂世或與暴君相處時，應當善於謹慎應變：
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37]
如果不顧環境特點，違逆暴君之意，那就如同狎虎，“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38]。在此，個體的生命存在被提到了相當重要的地位：為了維護生命價值，主體應當不露政治鋒芒，委曲求全。從理論上看，人作為現實的主體總是表現為理性精神（廣義的理性）與感性生命的統一，前者展示了人的普遍本質，後者則體現了人的特定存在。然而，從孔子到孟子，倫理理性始終是注重的主要之點；相對於普遍的本質，個體的存在往往被置於從屬的地位。這種思維趨向，使儒家對人的考察多少帶有某種本質主義的特點。相形之下，荀子從德性完善與生命存在兩個方麵突出主體的價值，無疑使儒家的個體性原則獲得了更廣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