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孔子到孟子，儒家大致已形成了一種注重義的傳統，後者同樣製約著荀子。事實上，在荀子那裏，禮義常常並提。正如禮必須加以遵循一樣，義也不容偏離：“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49]得天下在廣義上帶有功利性質，不以得天下而行不義，意味著確認義的內在價值。就這方麵而言，孔孟荀確實有其前後相承之處。[50]
不過，在對義做進一步界定時，荀子與孔孟表現出不同的思路。如前所述，孔子在強調義以為上的同時，又對義做了某種“淨化”，從而多少使之成為一種遊離於現實基礎的先驗原則。與之相異，荀子對義的外在基礎做了更多的考察。根據荀子的理解，義並不是一種抽象的先天原則，與禮一樣，它在本質上形成於社會發展的曆史需要：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51]
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52]
在這裏，義的作用表現為兩個方麵：其一，通過確定度量分界，合理分配物質財富，以消除和避免紛爭，從而保證整個社會的穩定；其二，調節社會等級結構中不同個體的關係，以形成社會群體的凝聚力，從而增強駕馭自然的力量。無論是消除紛爭，還是強而勝物，都表現了廣義的功利要求。荀子以二者為義產生的社會前提，實際上從曆史起源的角度，肯定了道德（義）的社會功利基礎。於是，義不再僅僅根源於人的先天理性或良知，它首先表現為社會發展的曆史產物。正是通過這種曆史的理解，荀子開始在某種程度上揚棄了義的封閉性與抽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