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存在於世，所遭所遇，總是有一般原則難以範圍的一麵。當荀子賦予義以某種工具意義時，便已內含著對一般原則之相對性的確認。作為特定的存在，人不可避免地要獨自應付各種事件，並擔當相應的責任，後者既使個體承受了存在的壓力（感受到了生活的嚴峻性），也賦予個體以存在的價值。如果主體能夠在具體境遇中麵對外部世界，毫不退縮，並成功應變，那就能從一個方麵實現自身的價值。這種個體，荀子稱為通士：
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72]
以善於應物為“通”，表現了荀子對境遇中具體權變的注重。
如前所述，在現代西方，存在主義也曾表現出某種注重個體存在境遇的特點。不過，在存在主義那裏，個體的在世，更多地與意誌的選擇相聯係，換言之，對境遇的回應，似乎主要表現為主體意向的功能，與此相異，荀子把境遇的理性分析，視為物至而應的前提。就利害關係而言，“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73]。“取舍”是特定情境中對具體利害關係的選擇，“前後慮”“兼權”“熟計”則是理性的分析，在這裏，境遇中的選擇即建立在主體的理性考察（兼權、熟計）之上。可以看出，荀子所理解的“權”，實際上具有雙重含義：它既是指靈活變通（權變），又是指理性的比較分析（取衡）。正是二者的統一，使荀子對個體在世方式（境遇中的選擇）的規定，完全不同於存在主義。
荀子以親子關係為例，對如上觀點做了較為具體的闡釋：
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