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庸》一樣，《大學》的作者與成書年代，曆來亦說法頗多。朱熹以為《大學》係孔子的弟子曾參所作，但此說似缺乏實據，宋以前的典籍亦從未見這種看法。郭沫若斷定《大學》為孟子的弟子樂正氏所作[77]，但其根據也並不充分。較為可信的論點是，《大學》並非成於一人之手，其成書年代大致在戰國後期至秦漢之際。這一看法似乎更切合《大學》一書的內容，本書即采此說。
《大學》開篇便指出：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這也就是所謂《大學》的三綱領。明明德即道德理性的自覺，親民主要表現為群體的認同，至善則是最高的價值目標，止於至善亦即達到最高的價值目標。三綱領之中，最重要的當然是止於至善：個體的理性自覺（明明德）與群體認同（親民）最終都指向至善。如前所述，《易傳》的主旨在於建立形而上的價值本體，《中庸》的特點在於將價值本體內化於日用常行及主體意識，較之《易》《庸》，《大學》的思路似乎有所不同：它的側重之點首先在於確立至上的價值目標，從而為主體的行為提供一個總的價值導向。
設定至善的價值目標，是中西哲學的共同特點。在古希臘，柏拉圖便已提出了至善的概念，並把它規定為最高的理念。按柏拉圖的看法，在具體可見的世界之外，還有一個理念的世界，後者表現為一個等級係統，最低等級的是具體事物的理念，如桌、椅、人、馬等理念；高一級的是數學或科學方麵的理念；最高等級的理念則是善。不過，柏拉圖同時又賦予善以萬物本體（本原）的意義，以為善是世界萬物所以產生與存在的終極原因，具體對象不過是善的理念之摹本或影子。這樣，善作為最完美的境界，固然構成了主體追求的目標；但作為“超乎存在之上”的本體，其又是主體所難以企及的，後者使柏拉圖的善具有思辨的、抽象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