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一書，相傳為子思所作[48]，但自崔述以後，不少學者便對這一看法提出質疑。本書不擬對《中庸》的成書年代做詳細考辨，大致采用如下看法，即現存《中庸》一書較多地反映了戰國後期的儒學思想[49]，部分內容則是秦漢之際的儒者所加（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等語顯然出自秦以後的儒者之手）。據此，本書將《中庸》看作戰國後期至秦漢之際的作品。[50]
從理論脈絡看，《中庸》的思想與孟子似乎較為接近。也許正是有見於此，後世常常將《中庸》與《孟子》歸為一係。同孟子一樣，《中庸》對人性極為關注。整部《中庸》開宗明義第一句便是：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51]
這裏的“命”既表示定向，又有動詞之義，“天命”猶言天所賦予。當然，較之孟子，《中庸》所說的性似乎具有更寬泛的含義：它已超越了個體的德性而上及普遍之道。這種與普遍之道相聯係的性，實際上已被提升為一般的價值規定，而《中庸》以性為天之所命，則相應地意味著為價值規定提供一個形而上的本體根據。在這方麵，《中庸》似乎又越出了孟子的思路而與《易傳》表現出相近的趨向，馮友蘭說：“《中庸》的主要意思與《易傳》的主要意思，有許多相同之處。”[52]這一看法並非毫無根據。
然而，由此斷言“《中庸》本演易之書”[53]，則與《中庸》的主旨似乎相去過遠。事實上，《中庸》與《易傳》盡管有相近的前提，但二者的立論重心卻頗有不同。如果說，《易傳》著重於建立形而上的價值本體，那麽，《中庸》則力圖將這種價值本體融合於庸言庸行及內在心性；前者追求的是一種“彌綸天地之道”的超驗境界，後者則要求將超驗的天道轉換為現實的人倫，從外在的本體回歸內在的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