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關係是先秦儒學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在某種意義上，儒家價值體係便以天人之辯為其邏輯起點。作為儒學的傳人，董仲舒同樣將究天人之際放在極為突出的地位。漢武帝舉賢良對策，董仲舒上策三篇，內容均涉及天人關係，史稱“天人三策”，後者又係統地展開於董氏的整個理論體係之中。
在原始儒學中，作為價值觀的天人之辯，首先以自然與人文的關係為內容；盡管孔孟及《易傳》等常常賦予天以形而上的意蘊，但就價值觀而言，它的第一義則是廣義的自然。董仲舒所說的天，在某些場合仍具有自然之意，如“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2]。此處之天，便泛指自然，在同一意義上，董仲舒常常將春、夏、秋、冬、雷、電、風、雨等歸入天的範疇之下。然而，在保留天的自然義的同時，董仲舒又將注重之點更多地轉向儒家之天的另一重含義。我們不妨看一下董氏的如下論述：
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為人本於天[3]，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4]
在此，天事實上已被人格化為一種造物主，作為人格化的存在，天同時獲得了超自然的規定。
於是，在董仲舒那裏，天便具有了雙重含義：它既是廣義的自然，又是一種超自然的存在，而後者在其整個體係中又居於更主導的地位。儒家的演進在此似乎出現了逆轉：與先秦儒學由超自然之天到自然之天的衍化趨向相對，董仲舒使自然之天又回歸到了超自然之天。同這一過程相應，天人之辯的內涵也發生了某種變化：自然與人文的關係，開始從屬於神道（超自然）與人道的關係；天人關係論的價值意蘊，被蒙上了一層神學的形式。
作為超自然的存在，天被賦予了一種至上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