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仲舒那裏，天人之辯最後落實於人文觀念，而人文觀念本身又有進一步規定和展開的問題。從廣義上看，天人關係不僅表現為自然與人文或神道與人道的關係，而且總是涉及人文（或人道）的內涵及其外在展現。
作為儒家的傳人，董仲舒首先把人文的觀念具體理解為仁道的原則，後者體現於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關係，並以博愛為其主要內涵：
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以仁也。[23]
在此，以博愛為內容的仁道即構成了化解緊張與衝突，調節人際關係的基本原則，這種思路與原始儒學無疑一脈相承。它表明，一旦回到現實的人倫，人文的觀念便直接取得了世俗的形式。
不過，與天道（神道）的至上化相適應，盡管仁道的原則被賦予了相當現實的內涵，但其根據又被上溯到天。按照董仲舒的理解，天作為人格化的存在，同時又是仁道原則的化身：“天，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24]由天之仁推論出人之仁，其神學的形式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以神道消融人道，毋寧說，它乃是將人道提升到天道的高度，正是在此意義上，董仲舒一再強調：“聖人之道，同諸天地。”[25]
仁道原則不僅使天人之辯所蘊含的人文觀念獲得了具體的規定，而且為確認人的價值提供了內在的根據：
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為仁義，唯人獨能為仁義；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26]
天地間一切存在中，唯有人能從倫理化的天道中引出仁道，正是這一特征，使人超然於萬物而上參天地。這樣，仁道原則便在兩重意義上成為人最為天下貴的確證：其一，待人以仁，體現了對作為對象的人（他人）的尊重，而後者又以肯定其價值為前提；其二，“為仁義”的過程又體現了作為主體的人（自我）的理性自覺，並通過崇高的道德境界而展示了其高於自然存在的內在價值。荀子曾以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來論證人最為天下貴，董仲舒的如上思路如果剔除其神學的前提，則基本上體現了相同的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