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人之辯上，董仲舒既以儒家為本位，同時又以開放的心態對待各家。後者不僅表現在援法入儒，而且體現於對墨、陰陽、五行、黃老等諸家的吐納之上。誠如不少論者所指出的，董仲舒對天道和人道的考察，多方麵地吸取了從先秦到漢初的各家之說，從而展現了一種兼容的精神。相對於先秦諸子各樹一幟、彼此相辟而言，漢代思想家更多地表現出綜合的趨向與溝通的胸懷，後者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的時代特點。
從文化的深層來看，兼容不僅是對待諸子百家的具體方式，它同時又表現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取向。作為一般的價值原則，兼容的精神與儒家的權變觀念顯然有其內在的一致性。權變的觀念拒斥僵化，與執一而排外相對，它要求思想始終保持開放的性質，並適時地加以調節，從而使體係具有理論的張力。事實上，在以兼容的方式對待百家的同時，董仲舒一再地肯定了權變的原則：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43]
先秦儒學已提出了權變的觀念，但在孔孟荀那裏，權變主要與具體的境遇分析相聯係，董仲舒則將權變觀念與開放的文化心態聯係起來，從而使之由個體的應變方式提升為一般的兼容精神。
儒家的權變自始就與經相聯係，並受到後者的製約，董仲舒在肯定權變觀念的同時，也承繼了如上思路。在董仲舒看來，各家之說固然有其可吸納之處，但立說之本則是經傳：“夫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44]此處之經傳，即儒家的基本教義以及這種教義的闡釋發揮。麵對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的時代思潮，儒學誠然應當通過兼容眾說，吞吐各家來加以調節，以適應新的時代，而這種調節也必然會伴隨著對其原始形態的某些偏離，但這種偏離隻能限於基本原則（經）所許可的範圍，而不能越出此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45]不難看出，在經與權二者之間，經總是處於主導的方麵：與權相聯係的調節與變通，乃是不得已而為之。相對於循乎經，權變往往伴隨著心理上的某種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