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思想家在注重“究天人之際”的同時，又強調“通古今之變”，董仲舒的價值體係同樣體現了這一貫通天人古今的宏闊旨趣。在他看來，天人之辯與古今之辯具有內在的統一性。
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56]
而其價值建構工作確實也具體展開於古今之辯。
就儒學的演變而言，先秦儒家已從不同方麵注意到了古今關係。孔子自稱“信而好古”[57]，而所謂“古”，首先又與周代禮製相聯係：
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58]
周代表了過去的時代，在孔子看來，正是這一時代，凝聚了完美的文化成果，展示了理想的社會形態。這裏無疑包含著對社會文化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但這種追求並不表現為對未來的展望，而是以回溯和緬懷過去為其形式，而由此形成的，則是一種崇尚傳統的價值取向。
文化的發展是一個綿延的過程，它的每一次進步，總是要以已往的文化成果為其曆史前提；對傳統的虛無主義態度，必然將導致對文化本身的虛無主義態度。孔子之“信而好古”，首先表現了對文化曆史延續的關注，所謂“周監於二代”“從周”等，強調的即文化的前後相承。事實上，在解釋儒家基本倫理規範“孝”時，孔子已表現出對文化延續性的關注。就文化的演進而言，唯有通過文化的前後承繼，才能使每一時代所達到的文化曆史成果不斷得到積累，並進而形成穩定的文化傳統。曆史地看，儒家注重文化延續性的價值取向，對形成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確實產生了無可否認的影響。
然而，由注重文化的曆史延續，孔子又表現出某種因循尚古的趨向。當孔子讚歎“鬱鬱乎文哉”，並宣稱“吾從周”時，他固然注重到了曆史不能割斷，並肯定了應當尊重已往的文化曆史成果，但同時又把一定曆史階段所達到的文化成果視為最完美的文化形態，亦即將已往的文化形態加以理想化，從而形成了一種理想在過去的思維定式。正是本著這一思路，孔子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59]在這裏，文化的延續似乎並不具有開創未來的意義，而隻是向理想化的過去恢複。一般而論，文化的發展固然以積累為前提，但積累本身離不開創造。盡管孔子本身在現實的層麵體現了“述”（承繼）與“作”（創造）的統一，但相對而言，他在注重文化延續的同時，似乎未能從理論的層麵對“作”（文化創造）予以更適當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