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中的天人之辯包含多重意蘊：它既涉及天道觀，同時又關聯著價值觀。從後一意義看，天即廣義的自然及本然，人則首先指主體的創造活動（自然的人化過程）及其成果（表現為不同的文明形態）。對象世界及人本身是否應超越自然狀態？人文世界應當以什麽為基本原則？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如何定位？這些問題更多地指向價值領域。當孔子對天人關係的價值內涵做自覺反思時，人類早已由自然狀態進入文明社會，自然（天）與社會（人）的分野也已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曆史進程。對文明的曆史進步，孔子無疑有著深刻的感受。他曾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係這一側麵，指出了這一點：“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1]“斯人之徒”即超越了自然狀態而文明化的人。作為文明時代的主體，人不能倒退到自然狀態，而隻能在人化的基礎上，彼此結成一種社會的聯係。在此，孔子以不容置疑的語氣，肯定了人文的價值。
文明的成果，當然並不僅僅體現在人化的社會關係中，它有著更為廣泛的曆史內涵。在某種意義上，殷周的禮製便可視為文明進步的表征，而孔子對禮的考察，多少也著眼於這一意義。他曾頗為動情地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2]這裏固然表現出某種緬懷舊製的保守心態，但在其背後，卻蘊含著一種更為深沉的價值取向：周禮在此不僅僅是一種往古的陳跡，它同時也是一種廣義的文明象征，從而，“從周”也相應地意味著確認人類文化創造的曆史意義。孔子之注重“夷夏之辨”，表現的也是一種類似的價值趨向：夏之高於夷，主要便在於其文明程度優於後者。也正是從相同的前提出發，孔子對管仲讚譽有加：“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3]在此，管仲的功績首先即表現在避免了文明的倒退（“被發左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