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鴉片戰爭”始，幾千年以天下中央自居的中國遭受了空前的屈辱。歐洲各國迅速富強起來以後，對地大物博的中國一直垂涎三尺，一直想掠奪中國的黃金白銀。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都曾在中國東南沿海猖獗一時。但由於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擊，這些國家的侵略者最後都不得不偃旗息鼓，這表明那時歐洲列強與中國較量仍沒有絕對優勢。在歐洲各國中，英國後來居上，從1770年到1815年，是英國壟斷鴉片貿易和紡織業“獨霸世界的時期”。可是，由於中國人勤勞且擁有豐富物產，故英國單純依靠其紡織品的低廉價格，改變不了它對華貿易的入超局麵，滿足不了它蓄意劫掠金銀財富的野心。於是，英國對中國大規模地擴大鴉片貿易，即靠“毀滅人種”的辦法強行擴大亞洲市場，並以悍濟貪，用武力作為推銷鴉片的後盾。鴉片戰爭就是這樣被英國侵略者一手製造出來的[7]。
鴉片戰爭打響以後，中國人進行過英勇的抗擊，並曾取得過小勝，但最終因為武器先進程度的懸殊和清政府的極度腐敗而以失敗告終。鴉片戰爭失敗的直接後果是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締結。這些條約是1842年8月的中英《南京條約》，1843年10月的中英《虎門條約》，1844年7月的中美《望廈條約》，1844年10月的中法《黃埔條約》等，它們像重重枷鎖係在中國人的脖子上[8]。
鴉片戰爭的失敗不僅僅是中國軍事、政治和經濟貿易方麵的失敗，還導致了多數中國人文化自信心的喪失。中國人文化自信心的喪失較為集中地體現為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知識精英對傳統文化的否棄和對西方文化的崇仰。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時期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陳獨秀認為，中西民族特性有三大根本差異：第一，西方民族崇尚鬥爭，而中華民族崇尚妥協。“歐羅巴之全部文明史，無一字非鮮血所書。”中國民眾“退縮苟安，鑄為民性，騰笑萬國。”“全國人民，以君主之愛憎為善惡，以君主之教訓為良知。生死予奪，惟一人意誌是從。人格喪亡，異議杜絕。”第二，西方民族以個人為本位，中華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西方民族“舉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之向往，國家之所祈求，擁護個人之自由權利與幸福而已。”中國則始終保持著宗法社會的特點，它“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窒礙個人意誌之自由”“剝奪個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養成依賴性，戕賊個人之生產力。”第三，西方民族以法治為本位，中華民族以倫理為本位。西方國家從社會到家庭、夫婦、父子之間的一切政治、經濟的生活與交往，無不以法律為準繩。中國相反，一切都用倫理的假麵具掩蓋起來，表麵道貌岸然，實際男盜女娼，“虛文炫世，其害滋多”。陳獨秀痛斥民族“如斯卑劣無恥之根性”，社會“種種卑劣不法慘酷衰微之象”，斷定“足使吾人生活狀態變遷而日趨覺悟之途者”，唯“歐化之輸入”。[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