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在總結鴉片戰爭失敗的直接原因時，首先發現的就是中國軍隊的武器與英國軍隊之“堅船利炮”的明顯差距。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內部出現了一批主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引進機器生產的洋務派。洋務派普遍認識到中國謀求富強之道需從“練兵”“製器”開始。奕說：“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器為先。”曾國藩提出“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可期永遠之利”“購買外洋槍炮，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李鴻章也悟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14]。為了改變清軍武器裝備落後的狀況，洋務派在全國各地紛紛建立了一些軍事工廠，進而開始了一場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以維護封建統治的“自強”“求富”運動。這便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洋務運動。
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中國和日本之間發生了一場戰爭，史稱甲午戰爭。這場戰爭以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告終。中國清朝政府迫於日本的軍事壓力，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
甲午戰爭的失敗表明，強兵非僅有堅船利炮即可。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出現了由局部學習西方轉向全麵、綜合學習西方的趨勢，開始由“變事”向“變法”發展，由學習西藝向學習西政發展。盛宣懷在《自強大計舉要臚陳折》中說：“泰西諸邦，用舉國之才智以興農商工藝之利，即藉舉國之商力，以養水陸之兵，保農工之業。蓋國非兵不強，必有精兵然後可以應征調，則宜練兵；兵非餉曷練，必興商務然後可以擴利源，則宜理財；兵與財不得其人，雖日言練，日言理，而終無可用之兵、可恃之財，則宜育才。”顯然，這已不是就練兵而練兵、就理財而理財、就育人而育人，而是主張在經濟、軍事、教育方麵綜合學習西方。學習西方的主張，除了舊有的練兵製器外，更集中於發展工商、改革教育方麵，人們對官辦及官督商辦已持明確的批評態度，主張全由商辦，政府應恤商惠工，設立商務局、商會，保護新式工商業。甲午戰爭前，洋務派就已認識到八股試帖、章句小楷“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此時則更是大聲疾呼，明確要求改革科舉製度，廣設學堂，以使國無棄民，地無廢才。國人對西方政治的認識也得以改變，已意識到“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主張對官製、體例進行改革。張之洞認為西方由於有議院，“君與民相去甚近，威儀簡略，堂廉不遠，好惡易通。其尊嚴君上不如中國，而親愛過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