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態文明的政治是兼顧社會正義和生態正義的政治
當我們說由工業文明走向生態文明是一場文明的革命時，不可過分誇大這次革命的意義。中國曆史上講的革命，如“湯武革命”，無非就是改朝換代，其中確有製度上的變革，但絕對不可能是徹底棄絕前朝文化而從頭開始再創一種嶄新的文化。中華文明最劇烈的一次革命乃是“鴉片戰爭”以後開始直至今天仍未完成的革命——由中國特有的前現代文化走向現代化的革命。現代化的成果應是成熟的工業文明。如前所述，我國現代化“硬件建設”——工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成就舉世矚目，但“軟件建設”——民主法治和公共道德——相對滯後。如今，從全球來看，工業文明在發展到巔峰之際已全麵暴露其不可持續的特征。人類必須走向生態文明。但生態文明對工業文明必然有所繼承，民主法治恰是生態文明必須繼承的最重要的成果。中國現代化建設尚未完成（主要指民主法治不健全和公德不彰），但種種跡象表明我們已不能再沿著工業文明的道路走下去了。建設生態文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由之路。為建設生態文明，我們還必須補上民主法治這一課。
在西方，民主法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漸入佳境。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西方民主畢竟也助推過納粹的執政。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寫在憲法上的平等人權並沒有真正兌現，在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之後，有色人種才逐漸取得了大致平等的權利。今天，民主法治已得到全球絕大部分國家的認同。“民主”和“法治”這兩個詞都包括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
在中國古代，孟子早已向統治者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宋代的張載則提出：“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他們都希望每個人的生存權皆有保障。生存權是最低限度的人權。然而，前現代社會連這種最低限度的人權都不可能保障。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生產力水平低，不能保障充足的物質資料生產，抵抗自然災害的力量弱，一遇大災，則餓殍遍野。二是極權製度必然滋生權力腐敗，導致權力濫用，財富分配不公，更不用提製度規定的殘忍，如誅九族之類的刑法。曆史已充分地證明：隻有到了工業文明階段，人類才有了保障人權的物質條件——物質生產力的充分發展，而民主法治則是保障人權的製度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