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古代文明的政治和文化以道德為本，其經濟則以農業為本，以工商為末。錢穆先生說：“西方常常運用國家力量來保護和推進其國外商業。中國則常常以政府法令裁製國內商業勢力之過分旺盛，使其不能遠駕於農、工之上。”[8]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的工完全不同於現代的工，那時的工隻是工匠們從事的手工業，而不像現代的工通常指資本雄厚的大工業。實際上，古代統治者常常更重視勸農，對工的重視又稍次。以農桑為本，以工商為末，激勵耕織，平抑工商，便是中國長期奉行的“崇本抑末”的經濟戰略。
戰國時秦國的商鞅最早提出並實施了“崇本抑末”的政策。他說：“末事不禁，則技巧之人利，而遊食者眾。”並明確指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韓非對“崇本抑末”思想做了係統闡述，在《五蠧》篇中稱“工商之民”是無益於耕戰而有害於社會的“五蠧”之一。明確提出要“使商工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趨）本務而外末作”，即主張減少工商從業者的人數，且降低他們的社會地位。
西漢時期在“抑商”方麵有了更實質性的舉措，持續時間也較長。漢高祖劉邦即位伊始，即下賤商令，規定：“賈人不得衣絲乘車”，本人及子孫“不得仕宦為吏”，而且還頒布了“輕田稅”令，使“重農抑商”在實踐層麵上有了較大的發展。中經惠、文、景諸朝，直到武帝時，還任用桑弘羊等人理財，在商業政策上推行鹽鐵專賣、均輸、平準等，打擊富商大賈對經濟的壟斷和市場的操縱。
隋和唐初，統治者又曾重提漢初賤商之令，禁止工商業者入仕為官。如唐太宗初定官品時曾說：“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逾儔類，正為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高宗時還仿劉邦之法，對工商業者的車騎、服飾等作了規定，“禁工商不得乘馬”，隻準穿白衣，不準著黃，等等[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