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問題是當今思想領域中的熱門話題，它的研究延申到各個領域。從大國的興衰到弱國的崛起，從時裝的走俏到戰爭的硝煙，從流行歌曲到影視風格的變換，從文學批評的話語到文學的新風格。總之社會中的所有現象，從物質到精神，從經濟到政治，一切都可從文化角度進行解釋。文化似乎成為當代解開一切謎團的萬能鑰匙。
亨廷頓在他主編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一書的“前言”中就說，“社會科學界越來越多的學者把目光轉向文化問題，用它解釋各國的現代化、政治、民主化、軍事戰略、種族和民族群體的行為以及國與國之間的聯合和對抗。”[20]的確，文化問題在當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成為我們考察社會曆史的另一重要視角。毫無疑問，曆史唯物主義並不排斥社會曆史考察的文化視角，尤其是在當代。但它反對文化決定論。怎樣才算合理運用文化哲學的解釋，如何劃清唯物主義曆史觀和文化決定論的界線，在當代文化熱潮中，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
一、曆史唯物主義不是文化決定論
馬克思在寫於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曆史唯物主義的概括是非常著名的、經典的。可就是這段概括，至今仍被視為經濟決定論的典型而被垢病。現將全文引證如下：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隻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麵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麵所發生的物質的、可盡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的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隻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裏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