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首先不要誤解了“何為政治哲學”這個問題本身。它並不預設政治哲學具有絕對的本質，等待著我們發現並且揭示出來。恰恰相反，這個問題的提出意味著共識和差異，它要求提供的是我們各自對政治哲學範疇的理解，並且通過對話來明確差異和共識。在我看來，在今天後形而上學的思想氛圍中，政治哲學應該成為第一哲學。在這裏，政治哲學作為第一哲學這個提法並不是說政治哲學成了哲學的首要部門從而獲得某種統治地位，而是說我們應該充分地認識到哲學存在論的政治性和政治本身具有的存在論意義。正是這兩個方麵的內在統一，使得政治哲學成為哲學存在論的當代形態。因此，下麵我們將從政治與哲學的當代變遷來闡釋這一命題，並且在這個基礎上闡釋我們對政治哲學這一範疇的基本理解。
一
我們都知道，哲學有一個耳熟能詳的簡潔定義，也是最高定義，這就是愛智慧，就是對智慧的追求。但問題在於對智慧本身的理解。就作為哲學典型發端的古希臘來說，智慧被明確地規定為理論知識，其基本的目標就是揭示絕對真理。不僅哲學的功能被理解為認識，而且認識的目的被把握為揭示真理。我們把這樣一種發端於古希臘的西方哲學傳統稱為認識論路線的哲學。在這條路線上，哲學被理解為一種理性的沉思，追尋不受經驗和現象幹擾的自在真理。哲學以理論的方式麵對存在世界，以期達到對存在世界本身的理解。在這條路線上，不論觀念與對象符合，還是對象與觀念符合，哲學真理隻能被理解為符合論的知識。關於存在是什麽並且我們如何知道存在是什麽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成為傳統西方哲學的核心。
在這一哲學傳統中，哲學與政治之間產生必然的二元論劃分和實踐中難以解開的糾結。既然哲學事關存在的絕對真理，而政治是統治的技藝，政治中的藝術和經驗就隻是某種不確定的意見，沒有真理性。而且權力可能幹擾人們認識真理，隻有在沒有政治權力的地方才有真理性的認識，因此哲學高於並且遠離政治。在柏拉圖那裏，哲學家管理城邦是從理念世界下降到經驗世界，被理解為一種犧牲和貢獻。柏拉圖的哲學王，並不是說當上了統治者是哲學家的榮耀，而是說政治隻有服從哲學提供的絕對原則才是好的政治。而近代的康德認為，不能期待著國王哲學化或者哲學家成為國王，而且也不能這樣希望，因為掌握權力就不可避免地會敗壞理性的自由判斷。很顯然，不論是柏拉圖的哲學王還是康德的哲學家不能為王，都是肯定了哲學優先於政治的絕對地位。在西方認識論哲學傳統中，哲學和政治是兩回事情，並且存在著明顯的等級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