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能否實現具有原則高度的實踐
在1844年《〈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麵對落後於英法資本主義的德國，馬克思曾經有一個本質性的追問。重新思考這一追問的曆史語境和思想內涵，對今天的中國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說，試問：德國能不能實現有原則高度的實踐，即實現一個不但能把德國提高到現代各國的正式水準，而且提高到這些國家最近的將來要達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馬克思的這一提問，本身就具有本質性的理論高度。在馬克思看來，當時德國“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它根本上落後於確立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製度的英國和法國，至多隻是在思想上繼續和展開了法國革命的曆史。因此這一追問的實質在於，一個尚未發展到現代水平卻已經麵臨現代瓦解的後起國家，是否可能不僅越過傳統的界限，到達現代解放的水平，而且勇敢地一躍，越過現代本身的界限？曆史是否是一個封閉地自我展開的勻速過程，因此是不可跨越和跳躍的線性進展？因此，這一追問的本質性不僅在於直接麵對現實，而且在於它觸及了社會曆史觀的根本。按照一種決定論和進化論的觀念，這樣一種具有原則高度的追問是不可能進入思想視野的。
如果我們對當代中國的曆史方位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按照馬克思美文學的表達，我們不難發現，中國仍然處於“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的時代。今天我們仍然遭遇“資本之不發展”與“資本之發展”的雙重苦難，我們甚至置身於傳統、現代乃至於所謂後現代三維時空的並置交叉之中。當代中國在尚未及於現代發展水平之時卻真實地遭遇了現代困境。這就是中國現實麵臨的凶險和機遇所在。這種曆史時空的交錯，類似於馬克思當年提問的德國，因此馬克思對德國現實的追問對我們具有一種深刻的震撼。今天的中國是否可能實現一個原則高度的實踐呢？我們是否可能不僅達到現代各國的水平而且成功越過現代的局限成為未來曆史的開拓者呢？這成為關乎當代中國實踐之原則性的問題。我們的回答是，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已經是初現端倪的現實。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已經自覺地在客觀的現實語境與超越的未來指向之間建立聯係。這種辯證的曆史關聯正在展開為具體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