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學者認為“二馬”都以白日升譯本為藍本，二人的“譯經工作基本上是各自獨立進行的”，“抄襲之說似無從談起”。[64]這也不甚正確。他們的《新約》翻譯都是以白日升譯本為基礎開始的，但並非獨立進行。馬士曼在得到馬禮遜的新約譯本後，又再次對自己的翻譯進行了修訂。《舊約》翻譯由於沒有可參考依據的共同文本，兩人都必須各自進行創作，而二人因其他事務而出現的指責和隔閡，使他們失去了互相參考溝通的機會，這才形成了獨立翻譯的局麵。
“二馬譯本”開啟了中國人擁有完整漢語聖經的曆史，意義非同尋常。由於馬禮遜在中國基督教曆史上的特殊地位，他的聖經譯本得到了更多的重視。馬禮遜在中國進行翻譯工作，可能會得到更多優秀中國學者在語言上的幫助。[65]雖然這不是絕對正確的邏輯推理，但卻導致了絕對的結果。幾乎所有評論都認為兩者的聖經翻譯十分相似，而當意見不同時，通常會傾向馬禮遜譯本，這從英國聖經會雖然曾經支持了馬士曼的譯經，但卻從來沒有考慮過修訂他的譯本中可以得到一些說明。而在馬禮遜去世前不久，英國聖經會就開始了在馬禮遜的監督下對他的聖經譯本進行修訂的工作。[66]
相反，浸禮會始終偏好馬士曼譯本。他翻譯的《創世記》和《出埃及記》，被認為勝過了所有的譯本。[67]根據浸禮宗的教義，洗禮隻可以浸禮的方式施行，並認為這是希臘文原文的唯一意義。這是浸禮會與其他宗派最本質的差異。和塞蘭坡浸禮會所有語言的聖經譯本一樣，馬士曼使用了“蘸”字，後來的譯經者則采納了“浸”字。今天浸禮會仍普遍使用後者的譯名，出版與其他宗派不同的“浸”字版《聖經》。因與其他宗派在神學觀念和專名翻譯上的不妥協，浸禮會堅持不懈地對馬士曼譯本進行修訂和翻譯，由此產生了後來的高德譯本、胡德邁譯本、憐為仁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