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書從曆史學考辯和語言學入手，在曆史敘述的基礎上展現語言曆史發展的脈絡，即所謂“以事實說話”。這些事實源於各種聖經中譯版本、工作報告、教會宣傳等，同時結合了近代社會的語言轉型和社會需求的中文資料。所有這些史料的實證敘述所展現的曆史發展脈絡，都是建立在一個基點，即一個主觀預設上：不同文化之間是“可通約的”，不同語言文化之間是可以力圖實現“對等的”，雖然這種“力圖尋找”的曆史過程如同西西弗斯神話那樣既令人感到振奮又讓人感到絕望。
近代翻譯大家嚴複先生最著名的經典翻譯觀——“信達雅”，將對“信”的追求放在了首位。人類曆史上所有翻譯中對“信”的追求，都是基於對不同語言文化之間“可通約”的認同。基督宗教傳入中國，擴展了中國語言文化的概念。在這個擴展概念和語言文化再創造的過程中，轉借原詞並賦予新意，創製新詞以表達新意，是很常見的現象。語言之間的“可通約性”完全是曆史地、人為地“建構”起來的，是“虛擬對等”而不是“透明地互譯”，且並非能夠一次性完成的。[1]正是在新的概念框架下，譯者在譯介中重新闡釋固有的詞匯，再生出中國式的新概念和新理念，力圖創造出基督宗教概念的中西語言對等，創造出基督宗教的中國式話語體係。
翻譯是建立在對不同語言之間假定存在對等關係基礎上的文化活動，即在共同認可的等值關係的基礎上，將一種文化的語言翻譯成另一種文化的語言。在開啟於晚清時代的含有豐富現代性的譯介活動中，歐洲語言作為主方語言，在某種意義上享有一種決定意義的特權。中國本土的任何翻譯和引介活動都不再能夠輕易地同西方外來語分離開來。如果東西方語言之間的“通約”不能成立，那麽跨越東西方的現代性便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