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普世倫理》再版跋
尋求普世倫理不是尋找某種“唯一”或絕對的“道德真理”，而是尋求多元之間的共同分享，這就需要每一種道德文化（傳統）都要保持平等的開放姿態，並展開平等的對話交流，以求得相互理解和溝通。有理解才能有溝通，有溝通才能有所分享。在這裏，多元文化之間的平等是首要的基本前提，任何文化自我的優越感或者文化歧視都必須拋棄，否則一切無從談起。
《尋求普世倫理》一書由商務印書館於2001年初版後，距今已有八個年頭了。由於這本書的寫作和出版都有些許特殊之處。所以自問世以來，我一直沒有太在意其行銷和反應情況。書甫出，曾有《中國圖書商報》等報刊給予專訪和評論，引起了一些反應。近些年，友人和學生多次提示我考慮再版或者重印。據說市麵上已經脫銷多時，可我這些年來的奔波忙碌讓我根本無暇顧及此事。最近，母校北京大學出版社決定出版我的“學術係列”，讓我選擇編輯幾部有個人學術代表性的著述集結出版，一來獻益於該出版社正在致力的當代中國學術積累的宏大籌劃，二來也對我個人的學術做一個階段性的梳理和小結。此舉於公於私確實都是一項有意義的學術善舉，我在自感殊榮的同時，自然隻有努力配合呼應才是。
在這部近40萬字的著作中，其實我隻是嚐試著做了三件事：一是麵對20世紀末由西方學界和宗教界發起，繼而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哲學部的“普世倫理謀劃”（“Universal Ethics Project”）引領下擴張成為一次全球倫理運動的蔚然大勢，以一位普通中國倫理學學人的理論姿態對之做出恰當的學術反應，盡管我的這種反應最初並不是出自學術自願而做出的，毋寧說是在某些外部機緣的促動下，通過逐漸形成的學術自覺而勉力做出的。這一點，我已經在初版的“後記”中詳細交代過了，在此不再贅述。二是對於普世倫理這樣一個極具理論挑戰性和實踐疑難的課題，我想通過學習和理解海內外學界在此課題上業已做出的諸多研究成果，從方法論的角度談談我個人的一些初步看法。這些看法僅僅是我個人的，即使就當代國內倫理學界論，它們也很難獲得哪怕是最基本的代表意義。事實上，由於我采取了普遍理性主義的道德推理方法和特殊主義的文化闡釋學方法相互兼顧的“雙軌”式或兩麵式的探究方法，已經引起了學界的諸多猜忌、疑慮，甚至批評，因而其理論貢獻也因學術立場上的“中庸”色彩而顯得十分有限。對此，我頗有自知，未敢奢求於自我學術嚐試之外。三是就普世倫理的一些基本理念或原則提出了我自己的初步理解和論證。盡管我力圖堅持自己的“兩麵針”式的理論診斷和學理闡釋，但實際情況卻並不一定很理想：既要立足於“普世倫理的中國語境”（唐君文明博士重版序言語），又要顧及普世倫理本身的普遍主義價值籲求，其實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尤其是對於既缺乏理論勇氣又缺乏學理智慧之愚鈍怯懦如我者來說，僅僅是突破自我就已經十分艱難了，遑論有什麽理論建樹。我必須坦率地承認，迄今為止，我仍然深陷所謂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進退兩難之間而無法自拔，相信這也是多數嚴肅思考過“普世倫理”的學者難以避免的困境。實話說，超脫這一困境並不容易，甚至極少可能，除非采取某種極端化的理論立場和方法，可我的思想性格和學理方式又使我向來怯於采取這類無所不用其極的方式。自暴尷尬，正是我願意重刊此書的一個主要動機：若能以此作為爝火，引燃學界的滿天繁星，畢竟也還算得上是一件值得寬慰的學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