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沒有說完的話
十餘年前，我曾為《清華哲學研究係列》叢書撰寫“總序”，題為《學統，知識譜係和思想創造》（原載《讀書》雜誌，2008年第8期），我談道：“學統是由學術教育群體創造的製度化了的知識教育體係和思想創造樣式。”“一所成功的大學及其所屬的學術教育機構，往往都具有其獨特、連貫而又持續有效的教育傳統和學術傳統，即我所謂之的‘學統’。”我這樣說隻不過是強調一個被有意或無意忽視了許久的文化教育事實：市場化和商業化的社會主流力量的驅動，使得包括文化和教育在內的一切文明生態都被大大地世俗化、工具（手段）化了。我們社會的加速轉型使得文化越來越趨於產業而不是事業，教育越來越趨於尋求發達的工具而不是服務於人類自身的文明優雅之內在目的，知識幾乎被當作培根所謂“杠杆”意義上的社會現代化“力量”而非人性改善的智識條件，總之，幾乎所有的文化、教育和知識都被當成了巴比倫人登天的雲梯。
二、大學的知識身份
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帶來某些人文精神和道德的迷茫甚或失落，15世紀至20世紀初的許多美國西部城鎮，都不難發現類似的現象，更何況我們這個社會所經曆且仍在經曆著的社會現代化轉型。轉型注定了今日之中國社會和今日之中國人不得不承受包括生態環境和文化道德等方麵的額外代價和風險。
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秉持曆史的視角來看待大學的身份，就不難明白，其實大學作為一種現代教育的建製本身也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她所獲得的知識與文化身份本身就說明了現代人麵對現代社會所逐漸形成的文化自覺。出現於13世紀的意大利的波隆納（Bologna）大學和法國的巴黎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被看作最早的現代型大學，它們雖然最初都是由教會作為大型集中的經院教研機構而建立起來的，但一旦她們獲得獨立教研的資格，其身份便從某種教會經院機構逐漸轉化為相對獨立自主的宗教、文化和道德知識的詮釋者、傳授者、教育者乃至創造者。按照西方解釋學（詮釋學或闡釋學）最原始的本義看，任何有意義的經典詮釋或解釋——無論是世俗文化經典還是宗教神學經典——本身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文化、知識和道德價值的新知意味。從這一意義上說，現代大學同古代書院或學院（學園），包括公元前6世紀前後出現在古埃及和摩洛哥的大學，都具有作為學術共同體和“知識創新平台”（姑且借用當代語詞）的獨特文化身份，都具有知識—文化之傳承與開新的文化功能，因而也都具備其各自獨特的學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