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暉《學統的迷失與再造：儒學與當代中國學統研究》序
引言：為何總談“古今中西”？
近世以降，“古今中西”四字仿佛成了中國學術和中國文化世界的一道“緊箍咒”，從古至今幾乎沒有人能夠輕易擺脫它，仿佛怎麽也繞不開它的糾纏。如果說，“中”與“西”之間的思想糾結乃是近世西方世界之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先進”秩序使然，源於一種現代化時差所導致的文明落差，以及由此文明落差所滋生的“現代性”（modernity）差異心理，那麽，“古”與“今”之間的文化纏繞在根本上說同樣也始於這種“現代性”差異心理的刺激，隻不過它並不直接表現為兩個不同文明體係之間的現代化時差之心理效應，而是直接表現為同一文明和文化係統內部的時間性差異及其所帶來的文化心理效應，一種可以歸結為現代進步主義曆史觀和價值觀評價後果的反思自身文化傳統之時間性差異的比照方式，“今”被賦予一種鮮明的“現代性”時間維度和價值維度，而所謂“古”者，則仿佛是自然而然地被當作了顯現“今”之先進性和“現代性”的原始鏡像，盡管它確乎已然非常遙遠因而有些模糊不清。更為麻煩的是“中”與“西”同“古”與“今”兩個麵向的討論爭執常常是相互糾纏在一起的，這便使得任何有關中國現代性問題的討論，始終都無法擺脫西方現代性的語境籠罩，後者竟然成為現代中國文化和中國學術的如來佛手掌。
毫無疑問，這是一百多年來——更遠還可以上溯至明末以降三百餘年——中國社會麵對西方現代化浪潮衝擊所產生的一種確實是自然而然的文明和文化反應，從純曆史主義視角來看，其動因完全是正常的，畢竟，中國與世界的社會發展進程呈現出巨大的現實差別。但從稍微複雜一些的文化多元主義視角來看，其文化與思想的後果是否完全正常，卻仍然是一個需要反思的文化哲學課題。因為，一個顯見的例子是，至少人們至今還無法斷定，“古”之文化傳統與“今”之文化發展之間究竟是鳳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還是全然斷裂的異質別生？現代中國學術和中國文化能否在西方現代性的軌道之外開出一條新路？若如是，這條新路又當如何？正因為如此，每每觸及中國的文化學術（更不用說文化哲學），人們便不得不自己給自己戴上“古今中西”的“緊箍咒”，患上悟空式的頭痛毛病，而且多數人在多數情況下還遠沒有齊天大聖的那種承受緊箍的功夫。於是，如何擺脫或者繞開這讓人頭痛不已的“緊箍咒”，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即使不是所有也必定是絕大多數中國學者涉足自家文化與學術之前最緊要的考量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