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靳鳳林《死，而後生：死亡現象學視閾中的生存倫理》
沒有人會樂意或無故談論死亡，正如沒有人無故或甘願遭受痛苦，尤其是那些活得滋潤快樂的人。據說，中國文化先天就具有安命樂生、重生輕死的傳統，即便是講究“清靜無為”和“順生”（順應自然而生活）的道家，也絕少奢談死亡，給人以很深印象的反倒是山林風竹間那煉丹爐嫋嫋升騰的輕煙所托起的關於長生不老的生之夢幻。這與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傳統形成鮮明對照。佛教似乎重死遠甚於重生，講究人生的“輪回”和“轉世”（以另一種方式或命體再活一回），主張“向死而生”。基督教講究生之苦難與死之救贖，耶穌以一死而度眾生，展示的是世俗生命（即生活。在西語中，“生活”與“生命”是同一個詞）在“十字架”下的神聖超越和美麗想象。甚至，古希臘哲學也對死的問題采取了一種他們所一貫擅長的“辯證”姿態：蘇格拉底用充滿期待的語氣說，死亡是福；柏拉圖相信，唯有人的靈魂才能不朽；而亞裏士多德則堅持認為，作為生命“形式”的靈魂或精神遠比作為生命“質料”的肉體根本和重要。
可中國的先賢們大都不這麽看。孔子提醒人們，我們連生都弄不明白，哪裏還顧得上去琢磨死的問題？好好地活是中國人關切的第一要義，甚至是人生哲學的全部意義。如果“生”逢其時且“活”得其勢，比如，做了皇帝天子，成天在三宮六院、三千佳麗中體驗人生，在前呼後擁、把酒逢迎間感悟人世，那麽“我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就絕對不隻是當前誇張成性的電視劇裏的歌詞修飾，而是一種再真實不過的樂生、戀生、永生之心理意識的自然流露。
當然，重生還是重死並不是衡量或比較文化傳統之優劣好壞的價值尺度。我隻是想說，人之死同人之生一樣都是人生大問題。所謂“生死攸關”不能被理解為死是生的最大風險，或者，死是人生最大的惡，而生則是人生天然的善。哈姆雷特的問題“生或者死”（to be，or not to be）代表了西方文化對生死大問題的悲情反思，而我們和我們的文化則多少欠缺這種悲情反思。靜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或許並無不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