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類社會及其政治事務的公共性問題，現代人似乎很容易理解，也越來越關注；但實際上卻又似乎不甚了解，且越來越模糊，甚至淡忘。這樣說好像頗為費解，既不合邏輯，也不合事實：現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政治學家，以及許許多多聲名浩大的政治哲學家不都在不休地談論著“公共結構”（如哈貝馬斯）、“公共理性”（如羅爾斯）、“公共管理”和“公共性”（不勝枚舉的公共管理學學者和公共問題的專家）嗎？何來模糊甚至淡忘一說？現代人和現代社會的公共生活不是大大強於傳統人和傳統社會的公共生活嗎？
可真實的情形卻是，我們的確親身感受現代政治生活的公共性，不僅是在形形色色的民主選舉活動中，或是在法庭內外，而且在形形色色的名人隱私曝光事件中，或是在諸如孩子們的幼兒園裏、城市乃至鄉村川流不息的人流裏。如果我們接受費孝通先生關於“公共領域”即“陌生人領域”的公共性解釋的話，就不難理解現代人的這些公共**經驗。可是，在這些迅速變幻著的現代公共性鏡像中，我們是否知道，我們究竟可以“公共”或實際“公共”了什麽？更確切地說，一方麵，我們真切地感受到現代社會的公共生活經驗並分享著現代人的“公共性”理解。如果我們認可現代人的一般“公共性”概念，將之大致界定為公開、透明、分享，或者還能接受阿倫特所強調的“複數”或“多樣性”“共同性”（commonness）的“公共性”特征描述，那麽，諸如聯合國辯論議事、規模和儀式越來越盛大的各種國際體育競賽、歐洲共同體的建立，以及上至國際和國內社會民主製度（無論是組織的、選舉的還是協商的民主製度）的不斷推進、下至各種救災減災機製和公共健康體製的形成與演進等，當然堪稱現代社會之“公共性”的典型經驗，更不用說現代人放言高論且正在經受的所謂“全球化”經驗了。所有這一切都公開地擺在我們麵前，仿佛一覽無餘，而且真的是“我們”（而非隻是“我們”中的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正在“共同麵對”“共同分享”“共同分擔”這一切！可是，另一方麵，我們不禁要問：聯合國的議事有多少達成了公共一致？又是如何達成公共一致的？其公共性程度究竟若何？即便像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樣純粹的體育競技比賽又能有多少公共的經驗分享？巴黎市長和前法國總統薩科齊對於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經驗與北京人、中國人、非洲人的經驗有多大的“公共性”？在最近發生的希臘火災中，歐共體的救災機製發揮了多大的公共作用？我們確實正在共同經受著世界金融危機的痛苦，可我們真的公正地分享了全球化帶來的福利和喜悅了嗎？非洲人是如何體驗經濟全球化的？為什麽全球化的光臨非但沒有減少民族國家的分解和國際衝突，反而使得我們這個星球上的民族國家急劇增加而非減少呢？一次又一次此起彼伏的民族衝突事件究竟說明了什麽？更值得我們多費思量的問題是：同樣是麵對民族衝突事件，為什麽西方國家（從多數政治家到多數學者）總是有意無意地將他們自己國家的民族問題看成是文化問題，采取“去政治化”的立場，而對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民族問題卻采取政治化立場，將之強行而又簡單地置於“民主”“人權”“民族正義”的概念框架內來大加討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