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業師周輔成先生主持編譯了兩卷本《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交付商務印書館刊印。但由於種種原因，1964年上卷出版後，下卷卻遲遲未能殺青，直到1987年，上、下兩卷才得以完整刊出。業師從學之時，西學東進之勢強勁如潮，然西方倫理學卻遲遲難越雷池。這或許與中國之為“道德文明古國”的文化傳統身份或特殊地位多有關係。按陳獨秀的說法，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現代開放乃是這一展開過程的最後階段，是國人之最難“覺悟者”。不難理解，道德文化或社會“精神氣質”的改變肯定難於器物技術的改變。因此，西方倫理學進入現代中國當然也隻能是西學東漸的最後一波。事實上，國人對西方倫理學的知識援引隻是到了20世紀四五十年代才真正開始，而業師的兩卷編譯則是這一知識援引事業的標誌性成果，至少可以說，絕大部分中國倫理學人都是通過這部兩卷本的西方倫理學名著編譯，來獲取西方倫理學的原始知識地圖的。
西方倫理學的知識傳統源遠流長，用文本選集的方式所呈現的西方倫理學知識圖像，顯然隻能是一幅粗略的知識草圖。但文本選集的方式曾經是，且在我看來依然是我們了解域外文化和知識的一種簡明可為的有效方式。近年來，有關西方哲學的原典移譯總體上已經轉向對學者或學派之代表性文本的係統翻譯，即便如此，一種“麵”的文本了解仍然具有“點”的文本了解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例如，前者更有助於呈現學科知識譜係的連貫性和完整性，更有助於專業知識的非專業化普及，更便於有關學科教育課程的普遍開展，等等。
業師的兩卷本《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呈現了西方古典倫理學的知識圖像，而我則希望，我們編選的四卷本《二十世紀西方倫理學經典》能夠延伸前書已經呈現的西方倫理學知識譜係，從而使整個西方倫理學知識圖像的呈現更為完整連貫。學術或理論文本的經典性首先應當體現在文本自身持續長遠的思想影響力和理論典範性上，而這又需要一定的時間檢驗。從這個意義上說，將剛剛過去的20世紀的西方倫理學文本冠以經典之名確乎有些冒昧。但我之所以明知故犯，是基於這樣兩點考慮：其一，我們所選編的大部分文本已然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檢驗，並被公認為20世紀西方倫理學的權威性文本；其二，文本的經典性總是相對的，倫理學文本的經典性更是如此。我當然不想用後現代主義的解釋方式，來消解現代理論經典及其學術權威性，而僅僅想表達這樣一種見解：任何理論文本的經典性首先是由它所表達的思想之時代特征和理論創造性價值所賦予的，其次是由它對於某一學科的知識創新貢獻所賦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