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民間文化是屬於民眾的，而民眾生存於社會的底層，不擁有政治話語權，那麽，他們所傳承和享用的文化自然也始終處於劣勢地位，“向來在文獻上一般是被忽略或排斥的”，[11]往往陷入需要“保護”的境地。“由於民間和官方在社會存在結構中具有天然的利益對抗關係和文化緊張氛圍，主要由官方利益誘引和學術體製收購的職業化學者便很容易以居高臨下的姿態來審視和描述民間存在狀態，由此導致民間總是與邊緣性、分散性、原始性、滯後性甚至反文化秩序性聯係在一起。幾千年來知識分子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幫助政府、教會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來治理民間、改造民間、教化民間，甚至某些永遠走不出民間的民間知識分子也還表演其‘堂吉訶德式’或者‘孔乙己式’的人生悲劇和角色荒誕。”[12]
導致民間文學生存困境的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是文化傳播的形式發生了變化。由口傳文化到印刷文化，再到當今的電子文化，這已成為必然的客觀事實。盡管各種文化傳播形式仍在並行發展，不可互相取替，但載體的變化也改變了人們對原有載體文化的信仰。正如周憲和許鈞兩位教授所指出的：
在口傳文化階段，麵對麵的在場交流形式與語境，既使得交流是雙向互動的，又使得傳統的權威得以維持；印刷文化階段，信息不再依賴於在場，它貯存在可移動的媒介（印刷物）中，使得不在場的交流成為可能。印刷文化出現，在跨越時空限製的同時，也動搖了傳統的權威。由於讀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時空裏，閱讀活動較之於麵對麵交流，更加帶有批判、懷疑和“改寫”原本的傾向。[13]
在當下社會，“權力政治通過曆史的文本化使主流意識形態成為‘經典’，進而排除了非主流的、民間的、邊緣的曆史與聲音，那些被文字等現代傳播媒介書寫、刻錄的曆史也就充當了強化權力統治的意識形態工具”[14]。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更是對民間文化或多或少有片麵的看法，認為民間文化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粗俗”的、“淺陋”的、“下裏巴人”的、沒有多少社會功能的玩意兒。這是沒有真正意識到民間文化的審美價值、認識世界的價值和生活價值的結果。因此，這些看法既片麵，又不深刻。美國學者林頓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