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通為一”從總體上展示了存在的圖景，這種形而上的存在形態同時也製約著物我關係。寬泛意義上的物我關係既涉及人與世界的互動，也指向人我之間的交往。與“道通為一”的本體論立場相應，物我關係也被賦予“通”與“一”的內涵。物我之“通”與萬物之“通”的一致性，同時也展示了本體論與價值論之間的聯係。
在談到彼此（是）關係時，莊子認為：“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22]“偶”含有相互對待之意，“彼是”既泛指物與物之間的彼此關係，也在廣義上兼涉物我之間的相互對待及是非之分；從更本原的層麵上說，“此”在與“彼”在之分，唯有在對象與主體的關係中，才呈現其全部的意義，後者（對象與主體之分）即涉及物我關係。與之相聯係，莊子強調“彼是莫得其偶”，不僅趨向於否定物與物之間的對待，而且意味著破物我之間的對峙，如後文將具體論述的，由此進一步引申，則指向消解是非之界。“彼此”的對待，是一種普遍的界限，它所蘊含的物我對峙及是非之分，進一步將存在的界限與人的知、行之域聯係起來；以莫得其偶破對待，相應地也使超越界限的意義逸出了本體論。
揚棄彼此對待，在物我關係上進一步具體化為“無己”：“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睹有者，昔之君子，睹無者，天地之友。”[23]這裏的“同”具有本體論的意義，與“同”相聯係的“無己”，相應地側重於本體論層麵上人和世界的統一；在“無己”的形態下，世界不再呈現為與人相對的“對象”，我與物之間也不複橫亙界限。“無己”的意義在此主要不是消解自我，而是解構人與世界的界限；與己相關的“有”，泛指不同規定的各種特定對象，當“己”已有而無之時，與己相對的有界之“在”或存在的界限，也失去了其“分”與“別”的意義。所謂“無己惡乎得有有”，並不是泛泛地否定“有”，而是首先指彼此、物我之“界”的有而無之，莊子以“大同”為出發點（“大同而無己”），已表明了這一點。在莊子看來，唯有達到了上述意義上的“有而無之”，才能使人由天地的對待者，走向“與天地為友”，後者在本體論上意味著揚棄人與天地的對峙，在價值觀上則意味著由僅僅視天地為人所作用的對象，到更多地關注人與天地的相融。